简论中国是抗战时期两次宪政运动的实际政治领导者,该文是领导者方面有关毕业论文题目范文与抗战时期和宪政和中国*有关毕业论文题目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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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时期,中国历史上发动了两次举世闻名的宪政运动,即1939年9月-1940年 9 月的第一次宪政运动和1943年9月-1945年7月的第二次宪政运动.在这两次宪政运动中,与党派以国民参政会为平台,高举抗日、、团结大旗,精诚合作,演绎了一部可歌可泣的合作史诗.不仅如此,中国是这两次宪政运动的名副其实的实际的政治领导者.
一、中国是第一次宪政运动的实际领导者和组织者
在以制定、实施《期成宪草》为中心的第一次宪政运动中,直接参与、推动并将这一运动推向了新的阶段,是实际的领导者和组织者.一是自抗战一开始就一直致力于新主义宪政运动.抗战全面爆发前夕至第一次宪政运动期间,主要围绕“共和国”与“政府”等问题阐发了政治主张.早在1935年,先后通过《八一宣言》和瓦窑堡会议,率先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和策略.1937年8月,洛川会议提出著名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明确提出“召集真正人民代表的国民大会,通过真正的宪法,决定抗日救国方针,选举国防政府.”以其卓有远见的政治主张,首先掀开了抗战时期宪政运动的扉页,为其在第一次宪政运动中取得政治领导地位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和社会基础.二是积极推动并参加了宪政决议案的制定与通过.参政员利用国民参政会的合法讲坛,多次宣讲其政治主张,力促国民党立施宪政.尤其在1939年9月举行的一届四次国民参政会上, 参政员陈绍禹联合国民党和各中间党派参政员共同提出了《请政府明令保障各抗日党派合法地位案》等七项宪政提案,就“保障各抗日党派合法地位”、“结束党治”等内容是否写入决议案问题,同国民党参政员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迫使参政会最终通过了“仍不失为进步的决议”——《请政府明令定期召集国民大会,制定宪法,实行宪政案》.三是明确指示各级党组织加强宪政运动的领导.1939年10月2日和12月1日,先后两次发出关于宪政运动的专门指示,要求各级党组织“积极的主动的参加与领导这一宪政运动,使之成为发动广大民众,实现政治的有力的群众运动.”并为此阐明了对宪政运动的“根本主张”和“临时折衷办法”,为各级党的组织参加与领导第一次宪政运动规定了行为准则.四是为第一次宪政运动指明了奋斗方向和实现途径.1940年1月,发表《新主义论》,系统论述了抗战时期中国所要建立的新主义共和国的“国体——各革命阶级联合”、“政体——集中制”等宪政的重大的基本问题,从理论的高度论证了中国建立新主义宪政的历史必然性,成为人参加与领导第一次宪政运动的理论向导.2月20日,在延安各界宪政促进会成立大会上发表了《新主义的宪政》的著名演说.科学预言了资产阶级在中国的历史命运,断言新主义宪政才是中国宪政运动发展的必然趋归,系统阐述了中国现在所要的宪政应当是新主义宪政,即“几个革命阶级联合起来对汉奸反动派的.”的这一科学论断使在第一次宪政运动中的领导地位无以替代,牢不可破.五是倾极大的政治热情参加宪政运动并在各抗日根据地创建了“三三制”政权.遵照指示精神,各级组织团结各抗日党派、无党派人士和各界人民,以各种方式积极参加、领导和推动了宪政运动的展开,使这一运动一时成为全国政治活动的中心问题.不仅在国统区的重庆、成都、桂林、昆明、广州等地积极参与发起国民参政会宪政期成会、宪政座谈会等各类组织并发挥重要作用,更为特别的是,在各抗日根据地,积极进行新主义宪政的伟大尝试,建立了抗日“三三制”政权,明确规定员、非党左派进步分子、中间派各占三分之一.这种政权在实践上实现了新主义宪政,亦即新主义政治,就是几个革命阶级联合起来对于汉奸反动派的,真正成为阶级联合、平等、的政权和抗日党派团结合作的政权,各抗日党派合作的精神在“三三制”政权中得到了充分而具体的体现.宪政运动中根据地的“三三制”政权理论和实践, 不仅为第一次宪政运动指明了奋斗方向和实现途径,而且为第二次宪政运动提出建立联合政府的主张奠定了丰富的理论基础和实践基础.
二、中国直接领导了第二次宪政运动
1943年9月18日中国政团同盟主席张澜发表《中国需要真正的政治》一文,以此为发端掀起了第二次宪政运动.一开始就高度重视并积极予以具体指导,直接将此次宪政运动推向建立联合政府的新阶段,使宪政运动沿着有利于争取、建立新主义国家的方向发展.1943年10月5日,延安《解放日报》发表《评国民党十一中全会和三届二次国民参政会》的社论,揭露国民党“准备实行宪政”只是一个“幌子”,提醒人们不要上国民党的当,要保持警惕.1944年3月1日,发出《关于宪政问题的指示》,明确指出：“决定我党参加此种宪政运动,以期吸引一切可能的分子于自己周围,达到战胜日寇与建立国家之目的.”并要求大家“力求巩固与非党人士的合作”.1944年3月12日,周恩来在延安各界纪念孙中山先生逝世十九周年大会上发表了《关于宪政与团结问题》的演说,进一步就宪政问题阐述了的主张,特别提出了实行宪政的先决条件：“一是保障人民的自由；二是开放党禁；三是实行地方自治.”的指示和周恩来的演说,及时地指明了第二次宪政运动的方向.与此同时,总结“三三制”政权的实践经验,认为主张建立联合政府的时机已经成熟,并通过主张建立联合政府把此次宪政运动推向建立联合政府的新阶段.1944年8月,要求参政员林伯渠、董必武、王若飞与民盟领导人张澜、左舜生等商议在三届三次国民参政会上提出建立联合政府的提案.经认真而缜密的磋商,采纳民盟的建议,林伯渠在参政会上以个人的名义提出建立联合政府的主张.这一主张立即得到民盟等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高度赞赏和大力支持,全国各地迅速掀起了建立联合政府运动的.1945年4月,在延安召开七大,专门作了《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明确提出“将中国建设成一个独立、自由、、统一和富强的新国家”,进一步指出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必须“废止国民党”,只有废止国民党,才能建立的联合政府.《论联合政府》不仅为第二次宪政运动指明了方向,也为新中国建立人民政权作了充分的理论准备.
三、中国领导两次宪政运动取得的丰硕成果及历史意义
从历史表象看,国统区的第一次宪政运动以1940年9月18日国民党5届157次中常会借口“战事不便”将《期成宪草》束之高阁而结束,第二次宪政运动以1945年7月国民参政会四届一次会议拒绝建立联合政府而告终,均没有实现建立资产阶级国家的目的.然而结合中国抗战胜利后的政治历史走向作深层次分析,我们不得不得出这样的结论：领导宪政运动的历史树立了合作的历史丰碑,两次宪政运动不仅没有失败,而且取得了非常辉煌而丰硕的历史成果,即在各抗日根据地盛开着宪政运动理论之花——新主义宪政理论,凝结着宪政运动实践之果——抗日“三三”制政权.宪政运动催生的抗日“三三制”政权可谓之“解放区版联合政府”.正是以团结为主、斗争为辅,以斗争求团结,以高超的政治智慧领导了两次宪政运动,正确处理了民族斗争与阶级斗争的关系,使赢得了民心,赢得了党派的大力支持和拥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更加巩固,日本侵略者陷入了中国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随即日本无条件投降,国家赢得了独立；使国民党丧失了民心,动摇了统治根基,仅短短两三年,代表大地主、大资本家、官僚、买办的国民党政权就土崩瓦解了,人民赢得了解放.同时,新主义宪政理论和三三制政权为新中国的人民的新国家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和实践基础.为中国领导的合作的政治协商制度、爱国统一战线等基本政治制度的构建和发展提供了宝贵的历史经验,具有永不磨灭的重大而深远的历史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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