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朗德执政期间德法关系回顾,该文是关于期间硕士学位毕业论文范文与奥朗德和执政和关系有关硕士学位毕业论文范文.
期间论文参考文献：
徐琼星 李小芬
【摘 要】本文欲借法国前不久刚迎来新一任总统之际,回顾上一任总统弗朗索瓦·奥朗德在职期间德法的双边政治经贸关系.首先,本文对德法关系进行了历史回顾,表明德法合作在欧洲具有重大的意义.其次,本文重点分析了奥朗德执政期间德法两国在经济（欧债危机）和外交安全（马里维和、难民危机及巴黎恐怖袭击）这两方面所进行的协商与妥协、博弈与较量,并进一步剖析从欧债危机中走出来并愈发强大的德国因何能够成为人们口中的“欧洲霸权国”.最后得出结论——德法权力结构虽然在这一时期得以改变,出现了不平衡的现象,但德法搭档仍将是欧洲范围内不可替代的组合.需要注意的是德法合作的领域不该局限在经济范围内,合作的风格也应更具包容性.
【关键词】德法关系 奥朗德 经济财政政策 外交安全政策
引言——德法关系之前世今生
鉴于德法在欧洲的特殊地位和两国之间近几十年来忽远忽近的暧昧关系,每逢其中一国大选之时,德法合作这个问题就会顺理成章地再次成为热议话题.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一段上演了近千年的变幻莫测的恩怨史早就将德国和法国紧紧维系在了一起.往前追溯到法兰克王国查理曼大帝时期（800-843）,德法本归属于同一领地.直到帝国分裂,《凡尔登条约》的签订之后,这两个区域才从语言和生活上有了本质的区别：西边主要是罗曼人,东边则主要是日耳曼人.于是有学者说：“曾经在世界史上有这样两个伟大的邻国,他们从起源上来看其实是对兄弟.”[ Vgl. Henrik UTERWEDDE. Unser Nachbar Frankreich, 2005/03/10. http://www.bpb.de/izpb/9102/unser-nachbar-frankreich?p等于0.]其实自《凡尔登条约》之后,两国出于对领土扩张的要求,彼此都心怀芥蒂.但在那后来的几百年时间里,绝大多数时期,双方保持着和睦友好的邻国关系,除了常规合作外,文化交流也甚是密切.两国之间的矛盾集中发生在19世纪和20世纪,“世仇”之称也由此而来.仇视、对峙和战争是这段时间双方关系的主旋律,其中不得不提的当属1870/71年的普法战争和惨绝人寰的两次世界大战.
两个国家在你追我赶的战争冲突中冤冤相报,这一局面直到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才有了根本性的好转.两个曾经互相敌对的民族能够握手言和,并在欧洲范围内形成了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紧密合作的伙伴,这是具有历史性的创举,也为其他国家起到了典范作用.“正是欧洲国家的一体化要求消解了存在于德国和法国之间的百年隔阂”,[ 同上.]1950年时任法国外交部长的罗伯特·舒曼[ 罗伯特·舒曼（1886年6月29日-1963年9月4日）,以他的名字命名的“舒曼计划”为欧盟的前身欧洲煤钢联营的建立铺平了道路.后出任欧洲议会的第一任议长.]这样说到.在此之后就有了1952年的欧洲煤钢联营,即1957年成立的欧洲经济共同体、也就是现如今欧洲联盟的前身.但真正标志着德法两个民族和解,并让两国从法律到形式上都真正确立友好伙伴关系的还是1963年1月22日签署的《爱丽舍条约》.这份在法国总统戴高乐和德国总理阿登纳执政时期签订下来的合约让两国捐弃前嫌,为了两国甚至整个欧洲的未来史无前例地共同携手前进,彰显了两位领导人的政治勇气和着眼于世界的政治魄力.这样一来,两个国家从以往的“死敌”（Erzfeind）终于或愿意或不愿意地转变成“死党”（Erzfreund）的关系了.
在此期间,德法之间的协调机制总是出现新的变数.20世纪60年代法国总统戴高乐在处理法德关系时还理所应当地以领导地位自居,但自70年代起双方的伙伴关系开始逐渐平衡起来：法国掌握着政治领先的地位,德国在经济层面担当一把手.随着德国的统一和冷战的结束,有利于德国的平衡关系姗姗来迟.赫尔穆特·科尔执政晚期,德国甚至被看作是“欧洲病人”,相较而言,法国在这一期间稳定了财政状况并提高了自己的竞争力.这一切在联邦总理格哈德·施罗德这里发生了新的转变,由施罗德推行的就业市场改革政策使德国经济如获新生,当德国经历了“经济奇迹”再度成为带领欧洲经济发展的机车头时,法国却在经济和社会上都固步自封,陷入了难以改革的泥沼中自顾不暇.加上默克尔和萨科齐执政期间遭遇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以及2010年开始的欧洲主权债务危机,这些无疑都确定了法国在德法伙伴关系中地位急转直下的这一事实.人们总喜欢用“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来感慨世事盛衰兴替,变化无常.但在当今风云变换的国际形势下,“三十年”这个周期已经显得有些过于漫长了.抛开两国力量博弈的结果不说,总的来看,两国历届政府首脑都确确实实在按照戴高乐和阿登纳的意愿在《爱丽舍条约》的框架要求下共同致力于加强合作并推动欧洲一体化进程,在外交政策和共同利益上尽可能达成一致的协议.其中,尤其是默克尔和萨科齐间天衣无缝的配合被传为一段佳话,人们也为这段政治奇缘取了个美妙的名字——“默科齐”.接替萨科齐就任下一届法国总统的奥朗德是否又能维持与德国的这种热度；他与默克尔政府又进行了怎样的协商与妥协、博弈与较量；德法在推动欧洲一体化过程中“发动机”的作用还是否奏效.这些就是本文需要探讨的问题.
一、维持“紧缩”还是谋求“增长”？
2012年5月6日,奥朗德以51.8% 的得票率击败萨科奇,当选为新一任的法国总统.在主权债务危机的阴霾笼罩全欧洲的大背景下,法国正面临着高失业率、低增长率、竞争力下降、国家负债严重的国情,大选过程中社会党人奥朗德为了迎合选民,主张刺激经济、增加开支、增加就业、降低退休年龄、对富人征收高额边际税,迎合了受到危机影响的普通民众要求和求变的心理.[ 张骥：《欧债危机中法国的欧洲政策——在失衡的欧盟中追求领导》,载《欧洲研究》2012年第5期,14页.] 于是新总统上任后首要的任务便是兑现其竞选时对选民的承诺——通过改革《欧盟财政契约》[ 全称为《欧洲经济与货币联盟稳定、协调和治理条约》,要求各成员国政府预算应当平衡或有结余,年度结构性赤字不得超过名义GDP的0.5%,但如果该国政府的债务水平显著低于60%且公共财政长期可持续风险低,则结构性赤字最多可达到1%.而且该项规定应当在宪法层级或者相当的层级引入本国法律体系.这样的规定在事实上对经济形势恶劣的国家施加了很大的压力.更多相关信息可参见戴启秀：《欧债危机背景下欧盟区域治理的法律基础——财政契约与欧洲稳定机制条约解析》,载《德国研究》2012年第27期,5-11页.]来促进增长.但改革《财政契约》就意味着要挑战该契约的主要支持者默克尔和法国上届总统萨科齐的权威,因为这项财政契约可谓是“默科齐”组合在政坛上最后一次携手合作的成果,这一方案要求欧盟成员国实行紧缩的财政政策,通过控制国家支出、减少社会福利、降低经济成本来恢复竞争力,即“紧缩提高竞争力”. 5月份刚上位的奥朗德急于与上一任划清界限,很快于6月份向欧盟理事会提交了一份总额达1200亿欧元的名为《欧洲增长公约》的文件,为的是能够在6月底开幕的欧盟峰会上讨论这一提案.借助这一“增长公约”,奥朗德希望能够在欧洲范围内开征金融交易税,加大高新技术行业、公共事业基础设施等行业的投资,并辅以促进年轻人就业的措施.
奥朗德清楚地知道默克尔本人绝不会轻易改变立场,所以他在更广的范围内为自己寻找政治联盟.在德国因实施紧缩的财政政策而被大部分重债国强烈谴责的时候,奥朗德的联盟策略显然是明智的.2012年6月28日欧盟理事会召开之前,两国领导人一反过去“德法先妥协”的惯例, 共同与意大利总理蒙蒂和西班牙首相拉霍伊进行磋商.实际上,是三个南方国家对一个北方国家,是由法国组成的南方国家联盟来共同说服德国.[ 陈露：《奥朗德当选总统后法德关系的新变化》,载《中国社会科学报》2013年第B03版,1页.]默克尔迫于西班牙和意大利的压力,勉强接受了奥朗德的提议.最终在2012年6月29日的欧盟夏季峰会上,欧盟各国领导人批准了奥朗德的“增长与就业契约”,答应投资1200亿欧元作为“财政契约”的补充.但是从本质上来看,这1200亿欧元只是转变了现有基金的流入方向,并不涉及额外的经济繁荣项目.[ Vgl. Claire DEMEAY. Ein Pr?sident im Regen. Fran?ois Hollandes Amtszeit, 2016/11/25. http://www.bpb.de/apuz/237943/ein-praesident-im-regen-francois-hollandes-amtszeit?p等于0. ]所以,“增长与就业公约”仅仅作为“补充”而存在,其政治象征意义远大于其对经济的实际推动作用,因此,从事实上来看,奥朗德并没有兑现“促增长”的竞选承诺.不过,并不能就此给出结论说德法两国在此番博弈中究竟谁更胜一筹,谁又稍显逊色,因为法国看到的是在摆脱欧元危机过程愈发强大、却又对邻国实施破坏性紧缩政策的德国；而德国却认为自己是本国财政审慎的管理者,却被要求去救助一群花钱大手大脚的人,而且其中还有那么多人不情愿接受改革.[ Vgl. Ulrike GUEROT.After Merkozy: How France and Germany can make Europe work, 2012/05. https://www.files.ethz.ch/isn/173463/ECFR56_FRANCE_GERMANY_BRIEF_AW.]此次双方之所以在维持紧缩和谋求增长的讨论中一直不肯互相妥协,归根到底是影响两国经济政策的主流经济学派思想大相径庭.
两个国家各自关于国家在政治活动中的角色和意义的构想是建立在特定的经济思想传统基础之上的.德国在关于货币联盟的运作方式和调整德国内部的经济秩序方面很大程度上是受到了奥度自由主义(Ordoliberalius)的影响（也有人将其译作秩序自由主义）.按照这一理念,国家应该为市场竞争制定规则,并促进社会公共福利的增长.货币价值稳定当是首要原则,并且币值的稳定该由一个独立的银行来保障实现.因此,如果说建立“欧洲金融稳定基金（EF）”和“欧洲稳定机制（E）”[ “欧洲稳定机制”可以说是实施《财政契约》的法律框架和原则的制度保障,属于永久性救助机制；“欧洲金融稳定基金”是“欧洲稳定机制”得到通过并生效前的阶段性应急机制.参见戴启秀：《欧债危机背景下欧盟区域治理的法律基础——《财政契约》与《欧洲稳定机制条约》解析》,载《德国研究》2012年第2期,11页.]是迫使德国在事实上违背了长期以来一直坚持的《马斯特里赫特》条约里的“不救助”原则[ 这是《马斯特里赫特条约》中一项防止财政政策影响货币政策的条款.根据该条款,欧盟成员国不得向成员国政府或公共机构的债务提供担保或者承担责任,即不提供救助.成员国政府必须自己从市场融资,必须从市场或者根据市场设置的条款融资.参见叶斌：《欧债危机下欧盟经济治理与财政一体化的立法进展》,载《欧洲研究》2013年第3期,5页.]的话（因为这意味着在金融市场巨大压力下对债务国家的金融声援必须成为欧洲货币联盟的长期特征）,那么欧洲央行现如今成为金融稳定的监护人,并扩大了其挽救银行崩溃及促进即将破产的国家再融资的功能,这对德国来说简直可以说是一次心灵上的打击.[ Vgl. Ulrike GUEROT. After Merkozy : How France and Germany can make Europe work, 2012/05. https://www.files.ethz.ch/isn/173463/ECFR56_FRANCE_GERMANY_BRIEF_AW.p4.]此外,所谓的新古典派经济学的思想在德国也有很大的影响力.持该思想流派的学者认为,基于经济活动家们理性构想基础上的市场可以灵活地决定物价.由此可以得出结论：自由化和其他的供方措施能够帮助国民经济通过灵活调控物价和薪资水平快速地对危机做出回应,从而提高经济竞争力、优化增长前景并改善经济活动.这些思想也能够一并解释德国在处理欧元区内的不平衡现象时提出的设想.在新古典学派经济思想的传统中,贸易逆差国家尤其应该自行解决本国的经济问题.政府应该采取紧缩政策并进行结构性改革,以提高竞争力并增强私营经济的投资力度.这也同样解释了德国针对希腊所采取的强硬态度.法国方面则认为应该裁减国民经济的失衡,哪怕是贸易顺差国家也应当出一份力.
但是,法国传统上一般会借鉴新凯恩斯主义,像美国和英国那样首要采取措施来稳定需求,而当前的危机期更该如此.下调工资和物价水平只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得以实施,但其效果也是饱受争议.法国经济学家们担心紧缩通货的趋势可能会抑制需求,加重经济活动以及中长期经济增长前景的负担,所以德国的经济主张被看作是会导致不稳定因素的.在任何需要通过降低水平以平衡竞争困难的地方都同时需要刺激需求来加以补充和保障,这点可以通过欧洲层面或者国家财政政策层面的投资得以实现,当然前提条件是财政安排和再融资过程都具备投资的条件.更好地协调经济政策能够减轻供方政策所产生的消极影响,而且不是通过设立严苛的规则和既定目标得以实现,而是留给政策阐释以足够的空间.[ Vgl. Daniela SCHWARZER. Der traditionelleZankapfel : Deutschland und FrankreichstreitenüberWirtschafts-und Haushaltspolitik, 2013/01/21. http://www.bpb.de/internationales/europa/frankreich/152434/wirtschafts-und-haushaltspolitik.]
长久以来,法国和德国之所以能够成为良好的合作伙伴,并不是因为他们之间存在共同的政治利益或是政治偏好,而是因为他们都抱有弥合欧盟集体领导下所产生的分歧的决心.纵使主导两国的经济政策和经济理念大相径庭,但默克尔和奥朗德经过辩论和妥协后,还是成为整个欧债危机的共同管理者,成功带领欧洲各国顺利渡过危机.
二、德法外交安全政策 安全防卫政策上的合作向来是德法合作中的困难领域,因为双方在这一政治领域的政见更是大相径庭,所以长久以来,人们常用“Vernunftehe”[ 即出于利益而非感情缔结的婚姻,更多可参见Ronja KEMPINK. Die deutsch-franz?sischeZusammenarbeit in der Sicherheits- und Verteidigungspolitik – Vernunftehe. 2017年5月27日. https://link.springer.com/article/10.1007/s12399-012-0255-6.]这个词来形容两国在外交安全政策上的合作关系.欧债危机改变了欧洲的权力结构,形成了经济治理领域和外交安全政策领域权力结构的分化.[ 张骥：《欧债危机中法国的欧洲政策——在失衡的欧盟中追求领导》,载《欧洲研究》2012年第5期,16-17页.] 如果说在应对欧债危机上采取不同的措施是出于两国治理经济的理念不同的话,那么在外交安全政策方面的分歧则主要归根于国家的根本利益不同.
一个能够很好的表明国家利益决定安全政策的例子就是法国对马里2012年年初军人政变后的危机性发展所做出的回应.此前,马里北部已经被少数民族图阿雷格族分离势力和伊斯兰极端势力联合占领,随着2012年3月21日马里军人发动政变,推翻民选总统,建立军人政权以来,战斗力薄弱的马里政府军节节败退.2013年1月11日,马里过渡总统特拉奥雷向法国寻求支援.在绝大多数国际国家联盟都反对军事干预的情况下,法国于当天出台了一项单独的军事行动——薮猫行动.法国为何如此迅速对马里政府的求助做出回应呢？其原因如下：首先,作为昔日的殖民国,法国不仅需要担心生活在马里的约7000法国人的生命安全,同样地,在法国也生活着大批马里人.一旦马里北部完全落入伊斯兰极端势力手中,并成为下一个恐怖主义基地组织的训练场所,那么法国本土也不得不面临着新的恐怖袭击的危险.[ Was Frankreich in Mali wirklich will.2013/01/16. http://www.spiegel.de/politik/ausland/mali-frankreich-kaempft-gegen-islamisten-und-um-bodenschaetze-a-877679.html.]其次,马里北部周围储藏着大量法国迫切需要用于供给核电站的铀资源.法国国有核能企业阿海珐（Areva）便是从马里的邻国尼日尔（全球最大的铀矿产地）开采铀矿资源.要知道,在法国核能独立或多或少都是涉及到国家利益至上的问题,其重要性远远高于其他政治议程.所以很快就有人对法国在马里的军事干预产生了怀疑的态度,称法国不仅仅是为了镇压恐怖主义,而是“为了确保其从马里的邻国尼日尔的铀矿资源供应不受影响”.[ 同上.] 再次,在欧债危机的重创下,法国国内经济形势一片低迷.奥朗德未兑现促增长的诺言,2012年年底法国国内的失业率高达10%,成为自1999年以来的首个巅峰值.所以此次出兵马里有助于转移国内的经济矛盾,展现法国强势的一面,也同时为总统博得民众的好感.
与此同时,法国指责波兰和德国缺乏行动和战斗意愿,同时也批评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欧盟的官僚主义妨碍了对马里采取必要的军事干预.[ Vgl. Deutscher BUNDESTAG.Die wechselseitigen Beziehungen Deutschlands, Frankreichs und Polens sei Wegfall des ?Eisernen Vorhangs“ unter besonderer Berücksichtigung der Initiative ?Weimarer Dreieck“.] 欧盟随后组建了“欧盟马里军事训练部队”（EUTM Mali）,旨在指导马里政府军的军事训练、为作战指挥提供顾问咨询,并为马里政府军军事调动、人力资源管理、保护平民和人权、国际人道主义法等领域提供援助咨询.波兰和德国联邦国防军的部队以及德法混合旅（Deutsch-franz?sische Brigade）的士兵都参加了这个军事训练部队.[ 同上.] 除此之外,德国还派了两架运输机赴马里参加法军的维和行动.面对马德里政府发出的求救信息,法国政府在第一时间采取了军事干预,而包括德国在内的其他欧盟各国反应明显迟钝,归根结底还是国家利益影响外交政策.
相似的危机应对态度还体现在德法对待难民危机一事上.2015年以来不断攀升的涌入欧洲的难民数量使得欧洲各国怨声载道,难民危机转眼成为新的一轮政治考验.日益攀升的难民数量使得欧盟这个“价值共同体”（Wertegemeinschaft）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危机过程中,德国无限量接收难民的举动,俨然一副道德感爆棚的霸权国形象.[ Vgl. Stefan AETMANN. Louis Conard, Lukas Hassebrauck, Maximilian Jungmann, Anna Starkmann, Martina Větrovcová, Auf dem Weg zur globalen Verantwortung – deutsche Au?enpolitik im Wandel.] 默克尔在此次危机中一反之前在对待希腊态度上的“铁血总理”形象,由于其对待难民极其宽容的态度而被称为“默克尔妈妈”.虽然2015年以来,难民危机前所未有地成为德国国内最频繁讨论的问题,但是该问题在法国却不太受人关注.在法国,其他的问题占据着主导地位：伊斯兰教恐怖主义袭击以及令人绝望的经济状况.而且难民危机对个人的直接影响也不如在德国那样强烈——这一点鉴于所涉及的人数来看也丝毫不足为奇：2015年约有44万人在德国申请庇护,而在法国只有约7万人.法国政客也曾公然批评德国的难民政策,反过来,柏林也一直对巴黎匮乏的支持感到不解.[ Vgl. Julie HAMANN. Germany and France locked in a refugee crisis: alone together. https://www.boell.de/en/2016/05/25/germany-and-france-locked-refugee-crisis-alone-together.]为何两国在难民政策上也会产生不同的观点呢？
从德国方面来看,其对待难民采取开放性的态度主要有以下几点原因：首先,那些从战争和暴力中逃脱的中东人民使德国回忆起了自己国家过去种种逃难流亡的经历,因此引起了大多数德国人的同情心.在大部分公民看来接收难民是出于人道主义的义务.其次,欧债危机过后,德国相较于其他欧洲国家经济实力更为强大和牢固,从客观上更具有接纳难民的能力,也保留有足够的回旋余地.最后一个原因是从改善劳动力市场结构的角度来看,大量难民中不乏有较多年轻人,他们的到来能够缓解德国社会老龄化的危机和劳动力短缺的瓶颈.[ 郑春荣等：《德国在欧洲难民危机中的表现、原因及其影响》,载《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6期,5页.]不过,正如郑春荣教授所说,德国并不是为了招徕年轻的劳动力而欢迎难民的进入,而是这些难民进入德国之后,人们才把难民对劳动力市场的积极因素作为德国接纳（已经到来的）难民的一个理由.对此,也有不怀好意的人说,法国的邻居伸出了“道德之手”,但实际上他们是想在人口和经济上对移民进行资本化.[ Vgl. Julie HAMANN. Germany and France locked in a refugee crisis: alone together, 2016/05/25. https://www.boell.de/en/2016/05/25/germany-and-france-locked-refugee-crisis-alone-together.]
法国方面,如前文所说,恐怖主义袭击和不良的经济状况使得法国无暇顾及对难民危机进行管理.法国经济持续停滞,其失业率在百分之十以上,其中尤其是年轻人受到的冲击最大,很多法国人都觉得他们的未来充满着风险.所以在这种经济形势下,法国的就业市场接受能力较低.法国投资银行那提西（Natixis）的一项调查称,2013年法国职业技能较低的迁入者的失业率已经达到20%,而德国只有12%.[ Vgl. Schlechtes Zeugnis für Frankreichs Asylpolitik, 2015/10/21. http://www.faz.net/aktuell/politik/fluechtlingskrise/fluechtlingskrise-kritik-an-frankreichs-asylpolitik-13866834.html.]此外,2015年1月和11月巴黎共发生了两次恐怖袭击事件.然而,尽管已经频繁地就移民融合问题进行了讨论,但人们还是会从安全角度出发来看待伊斯兰国的恐怖主义,对待难民政策亦是如此.因为很多人担心越来越多的难民涌入难免会导致恐怖主义的增加.[ 2015年11月13日巴黎发生了恐怖袭击事件,在事后对袭击者身份进行确认的过程中,发现一名凶手身旁有一本外国护照,后通过指纹对比,证实该护照持有者是同年10月3日在希腊登记的一个难民.虽然该护照不一定属于这名,但可能性是极高的.] 所以,即便默克尔和奥朗德在2015年10月7日的欧洲议会上就难民危机问题发表联合讲话,表示支持共同的欧洲难民政策,[ Vgl. Merkel und Hollande vor Europaparlament, Schulterschuss in Stra?burg, 2015/10/07. http://www.tagesschau.de/ausland/merkel-hollande-eu-103.html.]但随后双方却在构建共同的难民政策上产生了分歧.法国总理曼纽埃尔·瓦尔斯在2016年2月13日拒绝了德国提出各国按定额接收难民的提议,就其声明来看,法国方面更多地是希望欧盟不再接收难民.
奥朗德执政期间,德国和法国在外交安全政策上明显齐心协力共同合作的一次当属两国针对法国恐怖袭击事件的回应.2015年11月13日巴黎发生一系列恐怖袭击事件之后,法国政府依据欧盟宪法第42条第7款的援助条款,呼吁各成员国协助法国抗击伊斯兰国恐怖分子的军事行动.作为回应,德国联邦议院于2015年12月4日批准联邦国防军参与在叙利亚的反伊斯兰国同盟.根据联邦议院的授权,德国派遣1200名士兵用以支援法国、伊朗和国际联盟,承担空中加油和空中、航海及宇航侦查的任务,保护法国航空母舰“戴高乐”号并加强国际组织的力量.此外,为了减轻法国军事力量的负担、降低其在非洲区的牵绊,德国联邦议院2016年1月28日还决定将参加“联合国马里多层面综合稳定团（MINUA）”的士兵数量增加到650人,并将军备投入扩展到安全形势更紧张的北部地区.[ Vgl. Deutscher BUNDESTAG. Die wechselseitigen Beziehungen Deutschlands, Frankreichs und Polens sei Wegfall des ?Eisernen Vorhangs“ unter besonderer Berücksichtigung der Initiative ?Weimarer Dreieck“.]
三、德国或成欧洲的“霸权国”？
“——德国在危机时期承担了特殊的责任？
——当然.
——德国要成为欧洲唯一的领导角色？
——非也.”
德国财政部长在一次客座演讲中这样说道.[ Vgl. Wolfgang SCHAEUBLE.“Wir wollen kein deutsches Europa”, 2013/07/21. http://www.sueddeutsche.de/wirtschaft/finanzminister-zur-krise-der-eu-wir-wollen-kein-deutsches-europa-1.1726248.]鉴于德国在处理欧元危机及欧债危机过程中发挥了明显的领导作用,加上法国近些年经济实力上较德国相比明显有些疲软,于是就经常有言论称从欧元危机中复活的欧洲已经成为德国的了,所以“德国的欧洲”和“欧洲的德国”这些言论也随之越来越频繁地被人们挂在嘴头.危机刚刚退去那几年,德国方面坚决反对这样的称呼,财政部长朔伊布勒在这次演讲过程中表示,德国确实在危机时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但认为欧洲必须或者能够由某一国领导的观点是不妥的.德国在这件事上谨慎的态度不仅是因为德国在历史上曾犯过错,而且还因为欧洲的版图本身就不适合一个国家在前面领头,其他国家在后面跟着走的模式.在他看来,“欧洲”就意味着所有国家平等地肩并肩.或者,如果真要德国承担领导者角色的话,也必须是和法国一起.[ 同上.]
鉴于德国如此不情愿接受这一称谓,于是乎,又有了“犹豫的霸权国”（z?gerlicher Hegemon）和“不情愿的霸权国”（Hegemon wider Willen）这两个名号,用以表达德国拒绝接受别人赠送给它的这个相当合适的角色.似乎不管德国情不情愿,“霸权国”这几个字眼已经和德国成为了捆绑关系.而与此同时,其他国家要求德国更加果敢地处理欧洲事务的呼声也随之越来越高.当时的波兰外交部长拉多斯瓦夫·西科尔斯基（Radoslaw Sikorski）2011年在柏林的一次讲话中称,相对于德国表现出强大的国力来讲,他更怕的是德国在政坛上不作为,并强烈要求德国承担起在欧洲的领导者角色.[ Vgl.Radostaw SIKORSKI.“Ichfürchte die deutsche Unt?tigkeit”, 2011/12/01. http://www.zeit.de/2011/49/P-Europa.]一定程度上而言,德国否认这种领导地位对欧洲也是一种损失.但抛开德国自身的态度来看,德国究竟能否从“德法发动机”这个二重奏的角色中脱身出来,而真正成为事实上的欧洲霸权国呢？
时任欧洲委员会关系研究员主任的汉斯·昆德纳尼(Hans Kundnani)在他的文章《怎样的一个霸权国？——柏林的政策没有导致德国的欧洲,反而导致了混乱的欧洲》中表示,种种迹象表明,德国并不具备霸权国的称号.[ Vgl. Hans KUNDNANIK. Was für ein Hegemon?- Berlins Politik führt zu keinem deutschen, sondern einem chaotischen Europa, 2012/05/01. https://zeitschrift-ip.dgap.org/de/ip-die-zeitschrift/archiv/jahrgang-2012/mai-juni/was-f%C3%BCr-ein-hegemon.]文章中先从学者查理斯·金德尔伯格(Charles Kindleberger)提出的霸权稳定性理论讲起,该理论称,力量强大的国家在设立准则的同时还要考虑到是否能够给这个机制内的弱势国家提供一定的激励措施,好让他们也能从中获利并维持这个体系的稳定性.也就是说,强权国要提供给小国以短期的利益诱惑,以巩固自己长期获得利益的局面.最好的例子就是二战结束后美国的所作所为,美国在1950年以后通过马歇尔计划给予了西欧很多的优惠政策,短时间内这种做法确实不利于美国的进口,但正是通过这样狡猾的方式,美国开启了自己的霸权时代.此外,查理斯·金德尔伯格还认为,只有存在一个实力足够强大的国家担当领头羊的地位,由这个国家来操心稳定性的问题,世界经济才能够顺利地发展下去.例如1929年华尔街金融危机的爆发并造成1933年国际经济系统的紊乱就是因为缺少了一个能统领大局的国家.他尤其批评了美国当时犹豫不决的态度,称美国当时没能及时地将英国的领导权争取过来.而现如今,在欧元区经济危机的问题上,德国就站在和当时美国一样的位置上.
有趣的是,德国财政部长朔伊布勒在欧元危机时也援引了查理斯·金德尔伯格的观点.“为了让世界经济保持稳定,一个领导国的存在很有必要,一个仁慈慷慨的强权国或者说一剂‘稳定剂’[ Vgl. Wolfgang SCHAEUBLE. Rede des Bundeinisters der Finanzen Dr. Wolfgang Sch?uble an der Université Paris-Sorbonne, 2010/11/02. http://www.bundeinanzministerium.de/Content/DE/Reden/2010/2010-11-02-sorbonne.html. ],不过,朔伊布勒没有独揽这一地位,他强调,是“德国和法国应当共同承担起解决欧洲内部问题的领导者角色”.因此,德国确实在承担领导角色,这个不假,但如果从霸权稳定性的理论出发,很明显,德国并没有像美国那样先出台一系列引诱性政策以确保自己能够长期获利,而是通过压力措施暂时维护了自己短期的利益.[ Vgl. Mark LOENARD. A Europe of Incentives: How to regain the trust of citizens and markets, 2012/06. http://www.ecfr.eu/page/-/ECFR58_EUROPE_INCENTIVES_REPORT_AW.pdf]德国长久以来一直坚持的紧缩性财政政策非但没有让欧洲其他国家从中受惠,反而很大程度上在抑制各国经济的发展,一定程度上反而造成了不稳定的局面.事实上,德国拒绝承担欧洲霸权国这一角色不仅仅是受到了“秩序自由主义”的国民经济理念的限制,更多地反映出了德国自身经济资源的局限性.德国经济在二十一世纪头十年有了一定的起色,但靠的是降低工资和当时有利的社会环境.德国的经济对于肩负起霸权国的重任来说还太过脆弱了.尽管欧盟范围内还未曾有哪个国家像德国这般强大,但它远远不足以成为霸权国——不是因为它犹豫着不接受这一角色,而是因为它既不愿意也不具备这个能力去牺牲别人以成全自己,这一点可谓是霸权国这个角色最不可缺少的一个特征.简单来说,从经济上来看,德国不是不愿意,而是没有能力成为金德尔伯格理论意义上的欧洲霸权国.[ Vgl. Hans KUNDNANI.Ein deutsches Europa——oder ein chaotisches? 2015/12/18. http://www.bpb.de/apuz/217304/ein-deutsches-europa-oder-ein-chaotisches?p等于0#footnode4-4.]
欧债危机重申了德法两国的关系,改变了其内部的动力,并且这些在现在看来变得更加难以看透、更难以管理.几十年来,斯坦利·霍夫曼那句“不均衡的均衡”（symmetry of asymmetry）很好地描述了在政治领域起领导作用的法国和在经济领域更强大的德国之间的关系,这也被看作是德法二重奏的稳定特征.现实中,德国在欧盟内在政治上所发挥的作用一点不输于法国,而法国在经济增长上也能够与德国相匹敌,有时甚至超越了德国.但由政治自信的法国和经济自信的德国所产生的平衡感很好地帮助了一对伙伴度过重重考验.[ Vgl. Ulrike GUEROT. After Merkozy: How France and Germany can make Europe work, 2012/05/16. https://www.files.ethz.ch/isn/173463/ECFR56_FRANCE_GERMANY_BRIEF_AW.pdf.]
四、结语
历史一再证明,柏林和巴黎这对伙伴在处理危机之时,即便开始会政见不一致,但随着危机的持续,不论柏林也好,巴黎也罢,到最后都会为了整个欧洲的共同发展做出妥协和让步.尽管双方立场仍然有所对立,而且态度也大多是犹豫不决的,但只要双方能达成最后的稳定协议,他们的关系一直对欧洲的发展都是起最好的作用的.而且一旦德法达成协议,也更容易使其他国家和政治力量同意接受其为欧洲新政策提出的计划.可以说,只要欧盟机构及其领导人在危机时期没有强大到能够掌握权力并引导欧元区,那么法国和德国将会继续扮演危机管理伙伴这个不可或缺的角色,并随时踏足欧盟或者欧元区任何一个需要转变和果断的领导的领域.[ 同上.]换言之,德法之间的关系被赋予这么重要的地位,一方面当然与历史和传统有关,是历史长时间演变至今的必然,但另一方面也可以说是（至今仍）缺乏值得信赖的替代伙伴关系.[ Vgl.Claire DEMEAY. Hat der deutsch-franz?sische Bilateralius Zukunft? 2012/12/19. http://www.bpb.de/apuz/152070/hat-der-deutsch-franzoesische-bilateralius-zukunft.]
但是,在承认德法伙伴的中心角色时,有一个很重要但是很少提到的局限性需要引起我们的注意：在欧盟政治的大多数领域,没有所谓的特殊的德法关系,更不用说共同的领导角色了.欧债危机改变了欧盟的权力结构,既使得“法德轴心”在欧洲一体化和欧洲治理中的领导地位再度突显,也使得“法德轴心”内部和整个欧盟权力结构发生了不平衡的变化,呈现出经济治理、危机应对领域和外交安全政策领域权力结构的分化.[ 郑春荣等：《德国在欧洲难民危机中的表现、原因及其影响》,载《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6期,5页.]继金融危机,经济危机和债务危机之后,欧洲一体化的进程确实有所深化,但是这种深化进程的一个很明显的特点是较多地局限在经济和财政政策领域,其它战略性领域,如欧洲层面的外交安全政策和能源政策上都鲜有涉足.尽管德国和法国在外交政策上短期或中期来看都面临着巨大的挑战,但两国总是倾向于按自己国家的方针去执行.在危机管理时期会不可避免地将关注点集中在经济和财政问题上.如果长期以来仍然局限于此的话,则会使得德法关系变得不够健全和完善,无法在更广泛的领域形成更默契的配合.
此外,两国是否能在将来推动欧洲一体化进程在一定程度上还取决于他们能否以灵活而又多样的方式顾及他们的欧洲伙伴国家.如果两国领导从不同的政治理念出发,并分属不同的政治家庭的话,会更容易地让其它国家像对待自己国家的事务一样去对德法协议进行探讨、调解和认可.与此相反,如果柏林和巴黎之间的关系过于共生,反而会削弱德法组合作为有效的欧洲妥协实验室的潜力——这也恰恰就是“默科奇”组合当年所遇到的问题.当年,在默克尔和萨科齐日益共生的组织管理之下,他们绕过欧盟和欧元联合机构的做法,使德法这对搭档在许多合作伙伴眼中都被看作是分裂的、具有主导地位和擅自妄为的.在很多地方,勉强接受法国德国倡议的需求与对欧洲领导层的永久性排斥的深切愤慨并道而行.[ Vgl. Ulrike GUEROT. After Merkozy: How France and Germany can make Europe work, 2012/05/18. https://www.files.ethz.ch/isn/173463/ECFR56_FRANCE_GERMANY_BRIEF_AW.pdf.]
奥朗德在他的竞选活动中批评了他前任的政策,承诺在继续尊重德国作为法国最重要的合作伙伴的同时,更加重视其它成员国.在柏林与默克尔的首次会晤后,奥朗德呼吁建立“两国平衡,尊重我们的政治倾向,尊重欧盟伙伴及其联合机构”的关系.他说:“我们想为了欧洲的利益而共同努力,而且还要动员所有其它联盟国家.”[ Vgl. Claire DEMEAY. Hat der deutsch-franz?sische Bilateralius Zukunft? 2012/12/19. http://www.bpb.de/apuz/152070/hat-der-deutsch-franzoesische-bilateralius-zukunft.] 因此,2012年德、法、意、西等四国领导在欧盟夏季峰会前进行的小范围磋商,换个角度看,奥朗德不仅仅是在为自己争取盟友,也是在实践他的政治理念.但正是奥朗德的这种做法为德法关系的发展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范式,那就是在不违背欧盟共同的准则的前提下,构建成以德法为核心的小联盟将会简化日益异质化和复杂化的欧盟决策过程.[ 同上. ]
如今,“默科齐”和“默克朗德”的时代都已经成为了历史.曾经萨科齐被看作是默克尔的忠实追随者,处处为默克尔摇旗呐喊；奥朗德虽然打着改革的旗号赢得选举,不愿重蹈前任的覆辙,最终却获得了“法国史上最不受欢迎的总统”的名声,而显得自顾不暇.
作者单位：武汉大学外国语言文学学院
（责任编辑：张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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