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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2 年,在安源路矿的经营活动,在经济上帮助了工人,也为自己筹集了大量资金,在政治上取得了罢工的胜利,为此后历次工运提供了一个经济政治双丰收的样板.
1921 年底,位于江西西部15 万人口的安源小城里,先后来了几位湖南口音的年轻书生.其中一位叫,他身穿灰色长袍,右手执红色油纸伞,沿着铁路走到了安源.一进小镇,他就脱去了长衫,悄悄地住进八方井44 号一个工人聚居地.他甚至还下过矿井.
时值“一大”刚刚开过,任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湖南分部主任、湘区区委书记.这次他到安源的任务,是来考察路矿工人所处的环境.
办学不如办俱乐部
在中国劳动组合书记处派到安源考察的几位年轻人中,除了外,还有一位著名人物,叫李隆郅.由于他的名字笔划复杂,工人不易记住,他就把名字改成了好写好记的“李立三”.李立三时年21 岁,出身破落地主家庭的他比小6 岁,刚勤工俭学从巴黎回国.
和李立三考察的结果是,安源井下工人一天收入两毛三,扣除工头所得,一天才挣一毛多钱.工头还通过多报人数的方法来增加自己的收入,而多报人数所增加的工作量,就必须由实际下井的矿工来承担.因此,工人每天下井操作14 个小时,一个月才五六块钱收入.工头一个月却能得六七百块钱.
为了发动工人争得权益,和李立三决定在安源办工人补习学校,绝费为工人送去知识和文化,启发工人联合起来反抗压迫.这一举措受到了工人欢迎.
为了接近工人并得到工人支持,李立三主持成立了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此时,在各地组织工会都采用“俱乐部”这个外来词做工会的名称.李立三提出了工人俱乐部的口号是“联络感情、交换知识”,却没有得到工人的青睐,他们的感情可以在小酒馆里联络,用不着去俱乐部.
既然高雅的不行,就来通俗实惠的.1922 年7 月,“安源路矿工人消费合作社”成立,李立三任经理.这次,他写了14个朴素实在的字：“创办消费合作社,可以买到便宜货”.这一招立竿见影,果然吸引了工人的关注.
领导的第一个工人股份制企业就这样开张了.社员只有30 人,最初的集资不到百元.说它是第一个工人股份制企业,是因为它由工人和补习学校共同凑钱而来.入会者每人须交会费1个铜板.
合作社最初以经营布匹为主,搭配少量生活用品.由于创办合作社的目的是通过实惠的商品把工人吸引到俱乐部进行政治启蒙,经营者并没把盈亏放在心上.加之经商经验不足,很快就出现了资金周转不灵的情况.
1922 年下半年,毛泽民( 的大弟) 被湖南省委派到安源工人俱乐部,任经济股股长和消费合作社总经理.毛泽民决定重新募股,扩大资本,不仅增加新股东,还要给股东更大的经济实惠,让矿工既能分红,又能买到比安源1500多家商店都便宜的商品.
没想到,周边商家纷纷来此抢购便宜货,打算将合作社的货物吸纳干净,直至无生意可做,然后坐等时机高价出手.对此,毛泽民想出了给工人家庭发放“购物证”的办法.此举很快刹住了抢购风潮,还令对手压货蚀本.俱乐部的经营站稳了脚,工人也得到了不少实惠.
偿清拖欠工资,否则就罢工
毛泽民最简单初级的股份制,让工人感受到了在经济上应得的最基本的权利.煤矿工人学习了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后,直接感觉到挣的钱太少,不满情绪在安源悄悄酝酿和传播.安源路矿当局觉察到了这种变化,提出要给但乐部开津贴经费.在工人看来,这表明当局心虚了,同时也让工人们对俱乐部更加信任.
俱乐部主任李立三趁机站出来替工人说话：“偿清拖欠工资,否则就罢工”.但矿方认为价码太高,不能答应,于是,李立三就把这个答复广为扩散,在工人中引起强烈不满.
为了支持这次罢工,湘区党委派来了,以及上海劳动组合书记部的刘少奇.三人一同敲定了俱乐部领导罢工计划和实施细则.复工条件从偿款等3 项,变成了17 项.然后,回湘区党委汇报,刘少奇留在安源协助李立三.
工人齐心是罢工胜利的基础,但在俱乐部登记的700 多工人,人数还不到矿工总数的1 ／10.为此,李立三出面找到安源洪帮首领,请他在罢工期间关闭大烟馆、赌场,保证不发生抢劫事件.在洪帮看来,李立三也是手下有几百名弟兄的大佬,生意做得又好,能看得起他,请他相助,他自然是答应的.
紧接着,由俱乐部出资印刷了李立三的《罢工宣言》,张贴在安源的繁华街巷,揭示矿工生活之艰难,以取得市民的同情,说明罢工是因为被压迫,并无他人唆使.具体条件如补发所欠工资、罢工期间工资照发、矿难遇难者由矿方买“天字号”棺木入殓,给家属发三年抚恤,下井工提高50％收入,日工资不足四角者须增加一角等.
宣言还要求将俱乐部改为工会,矿方出资1万元建工会办公场所,每月给工会拨200 元活动经费,开除工人要经工会同意.
这份宣言还同时递给了管辖安源的萍乡县署及赣西镇守使,以及安源路矿当局,他们如果想调商的话,派出正式代表与刘少奇接洽.
罢工获胜
起初,矿方对俱乐部提出的条件置之不理,罢工顺理成章.
1922 年9 月14 日凌晨2 时,罢工开始.俱乐部在工人居住区贴上罢工宣言和“候俱乐部通告方准开工”、“各归住房”,“不得扰乱”等标语,并派出“工人监察队”,手持钢钎,把守着各个要点,拦截偷偷上班的工人.
为了保证罢工期间矿工的生活不受影响,俱乐部事先准备好经费和日用物资,包括俱乐部经营所得的资金、俱乐部库存和各地工人捐款.
为对付罢工,路矿当局花重金请人假装开工,跟俱乐部玩心理战.结果,被收买下井的人被工人监察队封住了出口,一整天被困矿井内,叫苦不迭.自此,再没有人敢自行上工.
收买工贼失败,矿方又高价请来赣西镇守使公署的军队,强行逼迫工人复工.可士兵没有接到命令,不敢开,只好被前来反抗的罢工工人挤出俱乐部……
路矿当局首先挺不住了：没人挖煤了,汉冶萍总公司下属的炼焦厂和钢铁厂都受到影响,在总公司的压力下,路矿当局找到商会做中间人,要求俱乐部先复工再谈判,被刘少奇回绝.
不得已,路矿当局亲自出面给李立三下了请帖,当面谈判.几轮磋商后,由刘少奇代表俱乐部与路矿当局达成13 项协议,除多项经济赔付外,还承认了俱乐部有代表工人之权利,以及其涉及工人权利的内容.罢工在第5 天取得胜利.
政治红利和经济红利
安源罢工胜利后,经济收益猛增,每月矿局要给俱乐部1000 元津贴,路局给100 元津贴,工会会费480 元,合计每月收入1580 元.工人的劳动安全和经济收入也有了保障,工人子弟小学免费为他们培养孩子.
政治红利更是巨大：罢工前只有700 多人的俱乐部,罢工胜利后有1 万多工人加入,每人拿一天工资做入部费,共收入部费1700 元.工人入部后,还须按月交一定数额的常月费,俱乐部每月可收常月费400 元.
1922 年11 月,合作社决定扩股,俱乐部拨款1.08 万元为合作社基金,其余在部员中招股,共筹股金7800 多元,两项加起来1.8 万元.合作社还发行了1 万元合作社货币,以合作社的商品做担保,1.3 万多名俱乐部会员和家属都乐意使用这种货币,而不再使用矿主此前发行的 “矿票”.
在路矿当局看来,“萍矿之命脉,已操俱乐部之手”；在工人看来,加入俱乐部成了身份的象征.
工人纠察队维护矿区秩序,军警不得干涉,工人成立了裁判委员会,实行司法独立,进行社会主义的各种实验,把安源搞成了“小莫斯科”.
安源的罢工经验很快就有了示范效应,开滦工人也通过罢工达到提高工资的目的,湖南常宁水口山铅锌矿也成立了工人俱乐部,罢工取得增加工资和分红的收获……
安源工人俱乐部成立不到两年的时间里,依靠1.3 万名路矿工人最基本的经济和政治要求,获得了巨大的经济效益和政治威信,这种从俱乐部开始,进而领导的工运模式,后来成为各地发展工运的范示.
（据《看历史》、《红色账簿》）
——／附录／——
早期革命本钱从何而来
成立之后,每月拔给各地方组织一部分活动经费.的钱是哪里来的呢?
其中有一部分是收缴的党费.“二大”通过的党章中明确规定,党的活动经费主要通过三个渠道筹集,一是党费,二是党内派捐,三是党外协助.
由于党员人数少,收入低,所有开支均靠党员自觉交纳党费显然是不够的.因此,靠“党内派捐”和“党外协助”就成了党的经费的主要来源.党内派捐类似于政治捐款,数目并不固定,可多可少；党外协助大部分是指来自共产国际的经济资助,这笔钱究竟有多少,现在还是个未知数.
共产主义者个人的出资,也是经费来源的重要部分.
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李大钊月入140 元,最多的时候每月拿80 元作为活动经费.他是在已知共产主义者中拿钱资助革命最多的人.
时任北大图书管理员的还亲自游说章士钊,发动沪杭一带社会名流捐款,筹集到了2万元钱.之后,与合伙人一起开书店,办农场、织布厂,一面打工,一面筹钱.
办教育也是个不错的生财之道.徐特立创办的孤儿院内设孤儿负贩团,将货物背在身上流动贩卖,由于商品低,又能,加上人们对孤儿都有同情心,每月收入可观.孤儿们在孤儿院不仅能学到文化知识和谋生本领,还能攒些积蓄,革命者还能实现自己的社会理想,一举数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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