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战略思想和自强不息民族精神的现代转换,该文是民族精神方面论文参考文献范文与自强不息和民族精神和*类毕业论文的格式范文.
民族精神论文参考文献：
王国学
（哈尔滨工程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黑龙江哈尔滨150001）
摘 要：国际战略思想作为中国人处理国际事务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以其巨大的现实影响力为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增添了新的内容,拓展了新的实现途径,确定了新的价值取向,从而让新中国在国际舞台上展现出既有进取心、更有责任感的现代精神风貌.
关键词：；国际战略；民族精神
中图分类号：D820 文献标识码：Ａ文章编号：１００２－３２４０（２０１6）01－００46－04
收稿日期：2016-01-01
基金项目：本文是黑龙江省社科基金专项项目“国际战略思想的时代价值研究”(项目批准号15KSD05)、哈尔滨工程大学国家安全与国防建设智库项目“战略选择与崛起成败：国际体系变迁背景下的中国大战略”（项目编号HEUCFZ1614）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王国学（1965-）,辽宁黑山人,哈尔滨工程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战争以后,中国步入了一个频遭欧风美雨袭击的屈辱历史时期.在饱受磨难的百年间,中华儿女前赴后继抗敌御辱,展示出中华民族强大的生命力.这个时期,以自强不息为主要内容的民族精神尤其得以彰显.在赢得民族独立的斗争中,国际战略思想作为中国人处理国际事务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以其巨大的现实影响力为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增添了新的内容,拓展了新的实现途径,确定了新的价值取向,并由此使自强不息民族精神成功地实现了现代转换.
一、国际战略思想为自强不息民族精神注入了新的时代内涵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周易》中的这两句名言,被学术界视为对中华民族精神的高度概括.张岱年先生认为,中国的民族精神基本上凝结于这两句名言之中.[1]其他学者对于中华民族精神核心内容的概括虽不尽相同,但大多包含“自强不息”这一项.例如,李翔海教授在“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之外加上“与时偕行的时中精神”[2]；方立天教授在“重德精神”、“自强精神”和“宽容精神”之外加上“务实精神”和“爱国精神”[3]；等等.虽然“自强不息”与“厚德载物”作为中华民族精神的“一体”之“二元”,彼此是相互统一、不可分割的,但这并不是说两者不能被分别使用.因为,作为中国文化的精粹,中华民族精神总是在民族危难时刻彰显其巨大的凝聚力和鼓舞力,激励中华儿女积极进取、奋发有为.当中华民族处于危亡之际,需要全民族万众一心、同仇敌忾时,“自强不息”一词便会被单独使用,以突出中华民族精神所固有的刚健有为的一面.
战争以来,由于英法俄日德等列强的经济掠夺、政治讹诈和军事占领,近代中华民族危机日益加剧.中国人能不能从西方列强的奴役和压迫下解放出来,关系到整个中华民族的生存.所以,救亡图存是近代中国社会最突出的主题,这一主题不但规定了特定历史时期中华民族精神之自强不息的主旨,而且规定了自强不息民族精神之具体的目标指向.国际战略思想正是在这一点上熔铸到了自强不息民族精神中去,并使这一古老的民族精神呈现出极为鲜明的时代色彩.
国际战略思想详细阐述了中国新主义革命发生和发展的国际背景以及取得胜利的国际条件,并籍此赋予了自强不息民族精神以中国古代历史上所不曾有过的新的时代内涵,为全体中国人民前赴后继完成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的伟大事业提供了必胜信念.1935年12月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中以诗一般的语言写到：“我们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但是这不是说我们可以不需要国际援助；不,国际援助对于现代一切国家一切民族的革命斗争都是必要的.”[4]在这里,明确表达了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既需要中国自己奋战又需要联合一切可以联合之力量的战略思想,纠正了自六届四中全会以来不断发展起来的“左”倾错误,显示出宽广的国际视野和正确的战略判断.
具体来说,国际战略思想赋予自强不息民族精神的时代内涵包括以下两个方面内容：
第一,指明了自强不息的奋斗方向.中国新主义革命发生在俄国十月革命所开辟的无产阶级革命的新时代,中国新主义革命的斗争不但具有争取民族独立的直接目的,更有实现社会主义从而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更高追求.中国人民自古就有不畏反抗压迫的斗争精神,但囿于以农耕为主的生产方式的限制,中国历史上的农民战争即便胜利了也沦为改朝换代的工具.而中国领导的革命,由于发生的时代不同,尤其是指导思想的不同,使得这场革命不但超越中国古代历次农民起义而成为新式的农民战争,而且超越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而把中国引向社会主义前途.自洋务运动起,中国人就在器物、知识、制度三个层面上不断学习西方资本主义,这无疑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精神的重要体现.但不幸的是,中国先辈的这些努力并没有改变中国落后挨打的悲惨命运,的资本主义制度并没有在中国真正建立起来.历史启示我们,现实也逼迫我们,中国需要走一条新的独立、富强、之路,这就是以为代表的中国人所指出的经新主义而进入社会主义的道路.
第二,找到了自强不息的联合力量.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从来都不是在孤立无援状态下完成的.我们在任何时候都需要国际援助,需要在国内外良性互动基础上发展和壮大自己.中国曾向苏联积极寻求支持和帮助,苏联也的确给予我们很多真诚的援助.
二、国际战略思想为自强不息民族精神找到了新的实现途径
近代中国救亡图存的主题不但规定了自强不息民族精神的目标指向,同时也关涉自强不息民族精神的实现途径.近代中国知识分子为实现国家富强进行了许多尝试,比如投资实业,发展科技,兴办教育,等等.这些努力当然是近代中国自强不息民族精神的重要表现,但就实现民族独立而言,这些努力并没有成功.实业救国、科学救国、教育救国的道路没有走通.所以,找到一个彻底摆脱民族危机的救国良方,是中国人民践行自强不息民族精神的迫切要求.
以为代表的中国人认定革命是救国救民的唯一正确道路.这一道路的选择既立足于中国社会现实,也着眼于世界发展大势.实际上,近代中华民族危机本身就包含国内国际两个方面的因素：一方面中国封建和半封建专制制度严重阻碍了中国的进步,致使中国在世界发展大潮中落伍；另一方面资本主义把民族历史变成了世界历史,西方列强把侵略范围扩展到了全世界,中国成为西方的殖民对象.因此,正确分析国际政治格局就成了近代中国革命的一项基础工作.革命时期国际战略思想揭示出：多个帝国主义国家共同争夺中国的局面造成了它们之间不可调和的深刻矛盾和中国国内政治的长期不统一,因此中国就有了在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的可能性；社会主义国家苏联是维护世界和平的重要力量,因此中国革命要向苏联寻求援助；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人民是爱好和平的,中国革命的斗争锋芒并不针对这些西方国家的人民,要把西方国家热爱和平的人民与西方国家反动的统治者区分开来,并争取世界各国人民对中国革命的同情与支持.这样,国际战略思想就在谋划中国救亡图存的具体道路上熔铸到了自强不息民族精神中,并为弘扬这一民族精神找到了切实可行的途径.
自英国用坚船利炮打开大清王朝的国门以后,许多有识之士就认识到了中国的落后,提出了向西方学习科学技术乃至思想文化的主张.后来的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乃至新文化运动,都可以看作是国人用西学改造中国的尝试.西学在传播科技知识、宣传思想、反对封建专制等方面,对中国的进步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但是,西学同时也使一批国人,尤其是一些知识分子,产生了现代迷信心理,对西方盲目崇拜,心存幻想,以为西方人到中国真的是来帮助中国进步的.这种思想看不清帝国主义的本质,对于中国争取民族独立的事业十分不利.针对这种情况,一方面以军事斗争反对帝国主义及其在中国的*人,另一方面又不断地在思想文化领域肃清国人的崇洋恐洋心理.比如,1923年7月,在《向导》周报发表题为《北京政变与商人》的文章,指出：“从前还有一批迷信美国的商人,他们迷信美国是扶助中国的好友,而不知美国是最会杀人的第一等刽子手,试把美国近来怎样阴谋扶助那商人及全国国民所反对的曹锟去抢夺政权,以及他们怎样出死力妨碍商人所要求的禁棉出口政策等等实际的事例看来,就可以知道迷信美国的错误了.”[5]在抗日战争时期,主张：“必须动员报纸、刊物、学校、宣传团体、文化艺术团体、军队政治机关、民众团体,及其他一切可能力量,向前线官兵、后方守备部队、沦陷区人民、全国民众,作广大之宣传鼓动”,“主张抗战到底,反对投降妥协,清洗悲观情绪”.[6]抗战胜利后,告诫全党：“美国帝国主义是外强中干的.我们要有清醒的头脑,这里包括不相信帝国主义的‘好话’和不怕帝国主义的恐吓.”[7]在解放战争时期及新中国成立后的相当长时间里,反复强调美帝国主义是“纸老虎”,号召人们要敢于同其侵略行径作坚决斗争.1958年在同黑非洲青年代表团的谈话时说：“我们也当过帝国主义的奴隶,当长久了,精神就受影响.现在我国有些人中还有这种精神影响,所以我们在全国人民中广泛宣传破除迷信.过去中国人中有恐美病,要去掉它的影响.”[8]
近代以来,中国人不断地向西方学习,却屡遭欺侮,让人不禁产生“为什么先生老是侵略学生呢？”的困惑.经过艰辛探索和反复比较,中国人逐渐形成了这样的共识：西方列强来到中国的目的并不是向中国传播文明,而是攫取经济利益和政治特权；中国实现民族独立不能靠西方列强的善心和恩赐,而必须靠中国人民自己的英勇斗争.
采取革命手段推翻帝国主义及其*人对中国的统治,实现中华民族的完全独立,这是自强不息民族精神在近现代中国的实现途径.在时代主题从“战争与革命”转变为“和平与发展”的今天,谈“告别革命”似乎还有些道理,但就此否定革命的历史意义,则不免有数典忘祖之嫌.拿今天中国与西方合作去否定中国人当年反帝斗争的正当性,实际上不但犯了割断历史的错误,而且还犯了篡改历史的错误.朝鲜战争结束后,彭德怀曾豪迈地说：“西方侵略者几百年来只要在东方一个海岸上架起几尊大炮就可霸占一个国家的时代是一去不复返了.”[9]今天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是以国家主权安全不受侵犯为前提的.近现代中国自强不息民族精神的丰碑是由千千万万优秀中华儿女的血肉之躯铸就的,今天的和平形势不应该成为人们忘记英雄的借口.
三、国际战略思想为自强不息民族精神确定了新的价值取向
新中国的建立宣告了革命任务的完成,标志着中国历史主题开始由“救亡图存”到“强国富民”的转换.与此同时,自强不息民族精神在革命战争中得以充分彰显后,又面临一个新的问题,即站起来的中国人以什么样的精神风貌同世界其他国家相处？强大了的中国会不会走上称霸世界的道路？这既是中国对外战略方针问题,也关系到自强不息民族精神的价值取向.
自古以来中国人就有“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担当意识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家国情怀.但国际战略思想揭示出,中国人所秉持的自强不息民族精神,没有停留在中国古人治国平天下的境界,绝不是简单的“征伐”、“尚武”思想,而是强调以民族革命战争来实现真正的国家独立和人民解放.对于中国人来讲,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不等于图谋称霸世界的狭隘民族主义.、等中国领导人多次强调,中国永远不称霸、永远不做超级大国、永远不搞扩张.[10]这些论断表明了中国人为自强不息民族精神确定了新的价值取向.
实际上,中华民族历来强调自强不息与厚德载物并举,就是说,我们的民族精神既有刚健之“能”,也有宽厚之“德”,如李翔海教授所言：“主要是揭示了民族精神中刚强劲健、勇猛精进一面的自强不息与主要是指向了民族精神中敦厚博大、覆载养育一面的厚德载物”,“构成了中华民族精神之内核中既相互贯通又相互补充的两翼.”[2]
国际战略思想为民族精神确立的新价值,不在于重拾了“厚德载物”之民族精神的另一翼,而在于使古老中华文明的“仁德”价值取向在处理现代国际关系问题上呈现出现代风貌.
古代中国主要采取征伐和怀柔两种手段来处理对外关系事务.过去中国封建王朝主导的宗藩朝贡体系,体现的是一种等级制度.中国的封建王朝处于东亚的中心地位,经常高傲地而非平等地对待周边藩属.中国与邻国的关系好比君与臣的关系.中国与邻国的交往遵循着“君为臣纲”的基本原则.“这种不平等既是因为中国与邻国之间的实力相差悬殊,也是由于中国古代统治者‘大一统’观念与唯我独尊心态的作祟,本质上是古代中国国内的封建等级制度与思想在对外关系领域中的延伸.”[11]
清末以后,中国国力衰败,朝贡体系解体,中国的东亚中心地位受到挑战,英法俄日等西方列强大举入侵,中国国家利益受损,被迫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中国原有的国际地位受到了彻底颠覆,沦为帝国主义列强的半殖民地.及至中国人民在中国的领导之下取得民族独立之后,鉴于历史经验,人们不禁要问：中国强大起来后会不会像西方列强那样走上到处侵略、到处掠夺的道路？在一次同外宾谈话时曾描述过外国人的疑虑：“看吧,中国也许要变成一个帝国主义,除了美、英、法帝国主义以外,又出现了第四个帝国主义——中国！”[8]对这样的疑虑,明确回答说：“决不会如此！中国党是个马列主义的政党,中国人民是爱好和平的.我们认为,侵略就是犯罪,我们不侵犯别人一寸土、一根草.”[8]领导的新中国抛弃了国强必霸的逻辑,不仅跳出西方国际政治中信奉实力至上的现实主义的理论窠臼,而且也超越了中国古代成王败寇的封建帝王思想,实现了自强不息民族精神的现代转换.
国际战略思想在熔铸到自强不息民族精神的过程中,虽然继承了中国古代文化中的“厚德”传统,但新中国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并不是出于恢复古代中国皇帝那种“王道睦邻”的考虑,而是把平等的主权原则作为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出发点.按照国际政治学的一个流行的说法,国际体系文化变迁沿着霍布斯文化、洛克文化和康德文化依次更替的逻辑线性发展,三种文化分别指国际社会行为主体间的敌对状态、竞争状态和互助状态.如果这一理论假设成立的话,新中国在霍布斯文化氛围中胜出之后,就毅然抛弃了社会达尔文主义,转而支持按照洛克文化和康德文化来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新中国外交实践在弘扬自强不息民族精神时,坚持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相结合的新理念,既摒弃西方现实主义所秉持的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也超越了中国古代皇权时代或彰显“恩泽四海”或炫耀“盖世武功”的“王道”与“霸道”的思维定势,凸显了自强不息民族精神在当代的全新价值.“如果说古代中国的政治家谋求和平共处主要是靠‘礼’的作用,那么现代中国则强调的是国际法与国际制度的约束作用,主张通过贯彻主权原则来建立平等的国际关系,通过融入国际社会来更好地保全与发展自己.”[12]凭借这种新理念,新中国在国际舞台上让古老的自强不息民族精神成功地展现出了既有进取心、更有责任感的现代精神风貌,为中国的和平崛起之路修筑起道德高地的地基,使中国在引领世界新秩序、参与全球治理的过程中赢得了更加主动的道德话语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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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李翔海.“中华民族精神”新省思[N].中国社会科学院报,2009-05-07（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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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黎永泰.与美国[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3.58.
[6]新闻工作文选[M].北京：新华出版社,1983.39-40.
[7]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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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彭德怀传记编写组.彭德怀军事文选[M].北京：文献出版社,1988.445.
[10]文献研究室.著作专题摘编（下）[M].北京：文献出版社,2003 .1463 .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363 .
[11]陈向阳.中国睦邻外交 思想 实践 前瞻[M].北京：时事出版社,2004.171.
[12]李少军.国际战略学[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299.
［责任编校：赵立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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