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李新先生,该文是方面论文写作参考范文和李新和李新先生和回忆有关论文写作技巧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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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于1964年来到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近代史研究所（今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李新先生也在近代史所工作.不过,当时还不到50岁的他,已经算是资历较深的老同志了,所以开始时,我基本见不到他.不久,整个学部都开始为到各地参加“四清”运动作准备,经常组织学习.其中有几次,李新先生来所,有人指给我,我才认识了他的模样.那时,他经常带一根手杖.
10月下旬,全所大多数人都奉命远去甘肃省张掖县乌江公社参加“四清”运动.李新带队在东湖大队工作,我则被分配到蔡美彪领导的贾家寨大队工作队.从甘肃回来后,年轻同事吕景琳对我讲了在东湖大队工作时的一些情形：由于整天讲阶级斗争,人们的精神都比较紧张,而且生活极其艰苦,所以大家情绪不高.李新是四川人,善于“摆龙门阵”,极为健谈.于是,工作之余,他常常和大家聚在一起聊天、讲笑话,创造了比较轻松的气氛.吕景琳还说,李新几次召集大家一起吃饭,其中一个人出最大份的钱,其他人象征性地拿一点,取名叫“抓大头”.李新每次都当那个“大头”,其他人也觉得有参与感,所以都很高兴.吕景琳极为敬佩李新的领导作风,而听了他的介绍后,我也觉得,在李新这样的领导下面做事,一定会很开心.后来,我从李新的回忆录里看到,他很欣赏吕景琳善讲笑话这个特长.现在,吕景琳早已作古,我特别把这一段往事写出来,一方面为李新先生恭祝百岁冥诞,另一方面亦为纪念我的好友吕景琳.
据说,我们结束在甘肃的“四清”工作后,有人主张把我们几十个青年留在那里“劳动锻炼”.李新坚决反对.他表示,那里条件太艰苦,年轻人已经坚持了半年多,再继续留半年,恐怕许多人的身体支持不住.此议遂寝.我们这些年轻人很感谢李新先生的仗义执言.
时间来到1971年春夏之际,我们从河南息县干校撤出,移到信阳北面的明港集中学习、搞运动.我们十几位青年和李新先生等老同事住在同一间屋子里.屋子很大,过去曾是部队的营房.尽管仍在搞运动,但这时的气氛已渐渐不那么紧张,每天会前会后、饭前饭后,总有机会同李新先生等一起闲聊.聊的内容天南海北,无所不包,但大多数是历史和文学方面的事.这样,我对李新先生有了更多的了解,也更加证实了我前面的判断——在这样的领导下面做事,将会是很开心的.
到了1971年底或是1972年初,李新得到消息,1971年全国出版工作会议传达了周恩来总理关于编写、出版中华民国史的建议.这个消息令我们做近代史研究的人备感振奋.李新认为,民国史不搞则已,要搞一定是由近代史所来搞.
1972年六七月间,我们全体人员从河南明港迁回北京.10月,李新正式接受研究和编写中华民国史的任务,着手成立中华民国史研究组.参加民国史组成立会的只有十几个人,现在记得起来的,除李新外,还有姜克夫、沈自敏、朱信泉、李宗一、周天度、王学庄、郑则民、王仲源和我.后来,研究组的队伍逐渐扩大,到20世纪80年代初,最多时有四五十人.李新常讲,要学韩信将兵,多多益善.他还常说,不论民国史还是革命史（那时,李新直接领导民国史和革命史两个研究团队）,来者欢迎,去者欢送.他对人事问题采取非常开放的态度.
具体工作方面,李新提出,搞民国史,要从搞资料做起,从三个方面入手—— 一是人物传,二是大事记,三是专题资料.组内成员也被相应地分成三个小组,我在人物传小组.
大约1975年,派来以林修德为首的几位同志,担任哲学社会科学学部领导.在了解各研究所的工作时,林修德同志得知,近代史所有一批人在搞民国史.他颇为不解,似有取消此项工作的意向.其后,胡绳先生初来时,也对民国史研究有些迟疑.李新先生大概对他们做了许多解释、说服工作,这项研究终于坚持了
下来.
民国史的研究工作得到中华书局李侃先生的大力支持.他为此专门推出了《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分为“人物传系列”“大事记系列”“专题资料系列”,都出了很多本（内部发行）,后来又增加了“译丛系列”,也出版了许多种.“”结束前后,人们大闹“知识饥荒”“文化饥荒”,没有多少可读之书.《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的出现恰逢其时,大受欢迎,外地读者尤其渴求不已.
我先后撰写了这套丛书“人物传系列”中的几篇人物小传,包括康有为、梁启超、王国维、罗振玉、胡适、丁文江、史量才、邵飘萍等.这些都只是练笔之作,我一直没有把它们列入我的著述目录中.但李新觉得我的写作能力很不错,很善于从材料中概括出人物的主要思想和贯穿其一生的基本线索.所以,后来着手编写《中华民国史》第一编的时候,他要我参加编写组.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李新要我承担研究和撰写有关清末立宪派活动以及清王朝统治危机这一部分的内容,这对我此后的学术发展至关重要.
众所周知,新中国成立以来,对于清末民初的历史,一直都是只讲同盟会和革命党的活动史,捎带讲一点清朝统治者的历史；而立宪派则只作为革命党的对立面,批判几句就完了,从来没有人正面研究立宪派到底说过些什么,做过些什么,产生过什么影响,大家都是利用革命派攻击乃至谩骂立宪派的言论来写立宪派.所以我说,只有人批判过立宪派,没有人研究过立宪派.要想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来写这段历史,就必须从原始材料下手,认真搞清楚立宪派到底主张什么,做过什么,有什么影响.为此,我用三年多时间查阅报纸、期刊、档案以及一切能找到的有关著述.为了能够比较清楚地摸到清末立宪运动政治进程的脉搏,我找到立宪派的主要喉舌《时报》,从创刊之日起,直到清王朝垮台,一天一天地详细查阅了一遍.我把一些重要的材料抄录下来,还把有关的大事和文献编列成较为详细的目录索引.另外,我还看了一些有关人物的未刊日记,其中郑孝胥的日记是拿着李新为我写的介绍信,到当时的历史博物馆查
阅的.
撰写《中华民国史》的部分章节,是我治学生涯中最重要的基础训练.我必须在没有任何依靠的情况下,独立地搜集资料,分析问题,解决问题,作出自己的判断.如果李新不是把这一部分的写作任务交给我,而是把早已有人研究、写作过的内容交给我,我就不会受到如此重要的训练.
我的书稿大约是1980年春写成的,随即交给李新先生看.书稿的材料基本都是人们不曾见过或不曾用过的,所得的结论更是大异于从前的观点.李新先生曾帮助吴玉章同志写过有关辛亥革命的小册子,他脑中的这一段历史,自然还是从前那个样子,一下子很难完全认可我写的内容.他有些犹疑,但并没有说过要我修改甚或重写之类的话,而是表示自己需要慎重地思考一番.这份八万多字的书稿,李新先生大概看过不止一遍.一个学者,对于自己研究过、发表过的东西作出重大改变是很不容易的.这是学者应有的态度.那种好奇趋新、轻易改变自己看法的人,算不上严谨的学者.后来,我的那篇题为《论清末立宪派的国会运动》的长文在《中国社会科学》上发表.在这篇文章中,我以更加明确而清晰的语言说明,立宪派与革命党是清末两支平行发展的推动政治、社会转变的力量.革命党是从体制外对清王朝进行暴力打击,立宪派是在体制内部瓦解旧的统治秩序.此文在历史学界引起很大反响,与李新同辈的学者,如陈旭麓、林增平等先生都明确表示赞同.最终,李新先生经过反复审阅、思考,同意按照我写的书稿付印出版,只是嘱咐我,有关徐特立老先生曾经血书“速开国会”这件事,就不要写进书里了.
大约1978年秋冬之际,李新先生得知,第二年即五四运动60周年时,要举办一次大规模的学术讨论会.他对我说,你应该写一篇文章,就写你熟悉的胡适吧.他知道我已经认真查阅过胡适档案,写胡适应该有把握.那时,在一般人的心目中,胡适仍是学术文化界的头号反动派.正面地研究他,是很有些风险的.研究胡适虽然是我自主的选择,但李新的支持对我而言还是非常重要的.这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发表,我心中更加有了底气,决定春节后抽出一段时间来写胡适一文.1979年,我写的《胡适与“五四”时期的新文化运动》一文在《历史研究》五月号上发表,同样引起很大反响.此后,经常有人找我约稿或邀请我去讲演,还有不止一家出版社要我写胡适的传记.
清末立宪运动研究和胡适研究是我开始做学问的两个基点,而这两个基点都与李新先生有关.李新先生是知人善任的学术领导人,能在他的领导下开始我一生的学术事业,是我的幸运.
李新原本希望我为民国史多做一些工作,可惜我极度缺乏组织和联络能力,在这方面,我帮不上他的忙.
1981年,黎澍先生想从近代史所找一位年轻人去帮助他做事.他先找了自己的几个学生和曾经受过他指导的人,结果都未能如愿.然后,他向李新提出,想请我去帮他.李新与黎澍关系一向很好,所以很支持黎澍的想法,于是找我谈.我对黎澍先生的遭遇非常同情,还在我来近代史所之前,就为他因《让青春放出光辉》一文受到批判而感到不平；来所后又逐渐了解到,他在所内外都受到一些压力.既然黎澍希望我去他那里帮忙,李新也同意了,我便当即答应.
虽然工作有了调整,但我的编制仍在民国史研究室（这时已改“组”为“室”）,仍经常到李新先生家里去谈工作.1984年,我写作《胡适研究论稿》一书时,也仍请李新先生抽暇看过一部分稿子.我还希望他为此书写一篇序,但他说,有黎澍同志一篇序就足够了,我就不写了.
90年代初,我向所里建议成立近代思想史研究课题组,得到同意.1992年,经院里批准,近代思想史研究室正式成立.直到这时,我才正式离开民国史研究室.我曾把建立新研究室的想法对李新先生谈过,他表示理解和支持.他也觉得我比较适合做思想史方面的研究.
时光荏苒,由李新先生创立的中华民国史研究,如今已成显学.这方面的论文和专著每年都在中国近代史研究方面占据着最大的比重；这个领域研究人才众多,涌现出许多海内外知名专家；皇皇巨著《中华民国史》更是已经出版多年了.饮水思源,如果没有李新先生勇于开创的精神,没有他顶住压力,把这项研究坚持下来,没有他那样广揽人才、知人善任,民国史研究就不会有今天这样人才辈出、繁花似锦的局面.（编辑?赵鹏）
本文同时收录于山西人民出版社尚未出版的《踏遍荒山罕见松——李新百年诞辰纪念文集》一书.
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
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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