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供给侧改革方面大学毕业论文范文 与供给侧改革过程中政策组合类专科开题报告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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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给侧改革论文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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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心灵1,包倩文2

(1重庆市审计局,重庆401147；

2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北京100872)

［摘 要］供给侧改革都是通过减税、紧缩货币、减少行政干预、削减政府开支、放松市场准入等政策来提高要素配置效率,培育经济增长动力,加速产业结构调整,实现拉动经济增长的目标.通常,在供给侧改革的初期难见成效,对本国经济会产生一定程度的冲击,经济增长率也会放缓,但是到后期,经过了系统性的制度调整,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增长潜力充分释放,经济增长速度会加快.基于英美德等国的经验数据,笔者大致验证了上述结果.对于中国,供给侧改革的过程肯定不会一帆风顺,从2012年实际开始推行供给侧改革以来,政府颁布了一系列鼓励新兴企业发展的政策,在改革初期,我们的经济增长确实放慢了,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经济增长回复的潜力正在积聚,典型表现就是以小企业为代表的新兴产业新生力量正在崛起.

［关键词］供给侧改革；政策组合；经济增长

［DOI］1013939/jcnkizgsc201720014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一直致力于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逐步打破体制枷锁,激发要素动力,使中国经济保持了持续的高增长,达到了年均近10%的增长率,从1979年至今,总体经济规模增加了205倍,创造了举世瞩目的“中国奇迹”.然而值得关注的是,2016年中国GDP增长速度均为67%,是25年来的最低水平,经济发展开始步入“新常态”,经济运行也面临着产品持续低迷、企业效益大幅下滑、过剩产能出现步伐迟缓、债务违约风险陆续暴露等严峻挑战.在我国经济转型再平衡的关键时期,面对复杂多变的经济局面,十八届五中全会之后,提出了“释放新需求,创造新供给”和“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2015年11月10日,总书记在会议上提出.”的指导方针,明确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经济发展新思路.

我们关心的问题是,在推进供给侧改革的过程中应该采用什么样的政策组合？在政策推行之后可能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因此,本文余下内容从理论和实证两个维度考察了上述问题.首先,在理论维度,我们提出了供给侧改革的政策框架.当长期以来推行的需求管理政策遭遇瓶颈,操作空间日益收窄时,就应该运用紧缩的财政货币政策和合理的产业政策,通过收紧银根、结构性减税、削减政府开支、减少行政干预和放开市场准入等政策,推动经济结构优化和经济体制改革,引导和鼓励新兴产业的发展,培育经济增长新动力,从供给端发力厚植发展新优势.其次,截至目前为止,只有德国英国和美国的供给侧改革比较成功,因此本文从国际经验的角度对第二部分提出的政策框架进行了验证,其政策组合与我们假设的框架一致,而且在政策推行初期都会对本国经济造成一定的冲击,但是长期来看经济增长会加快.在最后一部分,基于中国的实证数据,我们发现自2012年以来,在供给侧改革初期,经济增长确实放慢了,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经济增长回复的潜力正在积聚,典型表现是以小企业为代表的新兴产业新生力量正在崛起.

1供给侧改革的背景

过去的三十多年,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主要得益于需求管理政策,通过财政和货币扩张,刺激需求,促进经济增长,这是典型的凯恩斯主义的管理方法.凯恩斯认为,经济危机是由有效需求不足引起的,由于市场机制的不完善,经济无法自动恢复充分就业的均衡,因此,在经济下行的时期,政府不能只当“守夜人”,需求管理是主要的政策取向,实行“逆周期调控”,增加货币供给,从总量上刺激需求来促使经济回到充分就业均衡,以此消除经济危机.刺激需求是政策的核心着力点,短期来看,成效明显,在促进经济增长方面能够发挥很大的作用,但是从中长期来看,需求管理往往会造成产能过剩、债务累积甚至是经济增速下滑的状况.举个例子,2008年政府推出的“4万亿元”的经济刺激计划,确实在经济增长、促进就业等方面产生了积极效应,但是,随着扩张性财政支出的经济驱动效力释放殆尽,其负面效应如通胀高企、产能过剩、地方政府债务高等深层次结构性矛盾日益凸显.2008年到2014年的七年间,宏观杠杆率从138%急剧攀升到218%,债务余额也增长了4倍,限制了我国中长期的经济增长.

中国人民银行1月12日发布的金融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16年12月末,广义货币(M2)余额15501万亿元,同比增长113%；全年人民币贷款增加1265万亿元,同比多增9257亿元,而GDP是744万亿,M2/GDP已经超过2,这就意味着,在中国一块钱甚至都撬不动五毛钱的GDP,而在美国,1美元拉动最少15美元的GDP.从1978年的032增长到现在的206,37年间M2/GDP扩大了将近七倍,货币对GDP增长的边际效应显著下降,经济对于货币政策的刺激作用的敏感性下降.与此同时,伴随着经济货币化程度的不断提高,落后产能过剩、泡沫资产较多、贫富差距扩大等诸多问题日益显露.2011年以后,中国经济增长率告别两位数的增长状态,2012年首次“破八”,到2015年已经“破七”,经济连续下滑.

在“新常态”的背景下,必须意识到,传统经济增长动力正在衰竭,过去侧重总需求的宏观调控的可用空间已显著收窄.首先,长久以来依靠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发展模式遭遇瓶颈,由于边际收益持续下降、地方债务风险加大等原因,投资由持续高速增长转为2015年约10%的增长；其次,消费方面,受经济增速放缓、收入增幅降低、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滞后等因素影响,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总体上有所放缓,2015年增速仅为107%,且国内家电、汽车、住房等大宗“耐用品”已经基本走完了排浪式消费的历程,正在像多元化、个性化和“服务型消费”方向转化；最后,2008年金融危机使得国际市场需求低迷且不确定性明显,加之西方国家去杠杆等因素的影响,我国产品出口形势低迷,2015年前10个月,出口增速为-25%,“三驾马车”带动经济增长的动力明显不足.

此外,国家统计局4月17日公布的2017年一季度宏观经济数据显示,一季度广义货币余额(M2)为15996万亿元,同比增长106%,货币放水严重.财政政策方面,在经历了以“4万亿元”经济刺激计划为代表的一揽子刺激政策后,进一步用财政手段刺激经济的安全空间也严重收窄.面对中国经济中长期增长乏力的困境,基于总量调控的需求管理手段看起来显得束手无策.

供给与需求是经济运行过程生共存的两翼,经济增长是由“供给管理”和“需求管理”双轮驱动的,缺一不可.过去我们采用需求管理手段,结果是伴随着货币的不断扩张,投资效率和经济增速持续下滑,需求管理手段趋于失效,因此要转向供给管理手段,更多的从供给侧挖掘增长和改革潜力,促进生产要素合理有序流动.

所谓供给管理,就是从供给、生产端入手,针对经济结构性问题,提高生产效率、要素配置效率,提升供给主体创造财富的能力,带动经济增长.与需求管理政策相比,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更注重长期的制度变革与完善而不是短期政策调整,更强调发挥市场主体的作用而不是政府宏观调控的作用,更主张解决中长期经济健康和可持续发展的问题而非短期经济波动的问题.过去的经济政策一直强调生产数量的增加,而现在则更注重生产效率的提升.当前我国宏观经济面临的主要问题依旧是供给和需求不匹配,“供给过剩和供给不足并存,结构性产能过剩较为严重”,需求跟不上是因为供给无效,要提高供给的效率就要在“供给侧”和“需求侧”两端发力,推进结构性改革,调整生产要素的配置结构,把要素从无效部门、低效部门引导到高效部门,实现更高水平的供需平衡.如果把短期内效果显著的需求管理比作“西药”的话,更注重经济长期发展的供给管理就好比是“中药”,中国需要“中西医”结合进一步释放改革红利,以需求侧的激励来为供给侧改革创造适宜的宏观环境,同时以满足市场供给的结构性短缺为引导,疏解经济发展中的诸多顽疾,实现短期稳定与长远可持续增长的动态平衡,解决中国经济长期增长难题.

2供给管理的政策框架

供给侧改革的重心并不是刺激生产要素供给,而是要提高要素分配和配置效率,推进结构优化和体制改革,增强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以此实现经济增长.从理论上来讲,影响要素配置效率最重要的因素是要素在产业间的配置,而要素在产业间的配置取决于多重工具变量的引导.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需要设计合理的利益引导机制来影响要素在不同部门的配置,把要素从无效部门、低效部门引导到高效部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最终的目的是提高要素配置效率,淘汰落后产能,淘汰僵尸企业,扶持新兴技术产业发展.供给管理政策框架的理论逻辑见图1.

21财政政策

财政被赋予了“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的特殊定位,财政政策主要包括“收”和“支”两个条件的工具变量.根据“拉弗曲线”,适度的减税能够带动实际税收的增长,过度征税反而会导致实际税收收入的降低.税收政策方面,要重视税收政策的供给效应,可以通过调整税收,改变商品、服务和要素的相对,把要素从低效无效部门挤出,引导到高效部门.对新兴产业实行结构性减税,降低制度成本,激发微观主体活力,扩大有效供给,而对于传统高能耗、高排放、高污染的“三高”企业要加重税负,加快僵尸企业退出,矫正要素扭曲,助力经济转型,促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支出政策方面,需求管理理论认为,增加政府支出能够增加就业和产出,从而刺激经济增长,而供给学派的观点减税的同时应该削减政府开支,不然的话巨额的财政赤字将会迫使政府超发债券或者提高利率,这样的话就会抑制投资,不利于经济增长.因此,财政政策方面,减税和控制政府开支应该协同推进,平衡财政预算,鼓励生产性投资从而化解经济发展困局.此外,考虑到新兴行业孕育初期都比较弱小,生产能力较差,因而另一方面也需要通过政府财政支出加大对政策导向的新兴行业补贴,比如创新补贴、出口退税补贴、培训补贴、研发补贴等,对症下药,扶持新兴产业发展.

22货币政策

货币政策是对需求总量进行调节的工具,传统的凯恩斯理论主张在总需求不足时,可以运用宽松的货币政策刺激投资,以此来缓解有效需求不足的状况,继而拉动经济增长.从逻辑上讲,这样是可行的,但是长期持续的刺激必然会使得投资的边际效率下降,以及投资和消费的结构失衡,从目前我国的经济数据也能够看出,货币政策已经出现较为明显的“钝化”现象,根据方正证券分析师杨为敩早前的一篇报告,目前中国的货币乘数约为504,攀升到了十年来最高点,与理论上的最大货币乘数513也已经非常接近了,如此高的货币乘数显示出在中国,刺激性的货币政策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不但“药效降低”,而且“药效期”也越来越短.此外,货币政策有一个特点是“雨露均沾”,以货币扩张为主的宽松的货币政策就好比是大水漫灌,所有的企业都会受益,这样的话,僵尸企业和过剩产业都可以生存下来,这并不是我们所希望的结构性调整；而且在经济下行时期扩大货币供给还有可能会陷入“流动性陷阱”.因而在供给侧改革的进程中要以收缩货币为主,低效率企业没有市场需求,货币成本上升后就会被市场淘汰.反之,高效率企业不会在乎这一部分成本的提高,所以可以存活下来,从而通过货币收缩实现结构性调整.同时,在供给侧改革的过程中,对于需要扶持的新兴产业,用型工具代替数量型工具,合理运用MLF、PSL、SLF、定向降准、定向降息和信贷资产质押再贷款等多种创新货币政策工具,调节资金面,引导金融机构向政策导向的部门提供流动性.

汇率的变化会影响进出口,货币贬值能够刺激出口,在需求管理的条件下,一般会通过汇率的“肮脏浮动”实现货币贬值目标.政府主导干预汇率,促使货币贬值,形成出口优势,这种情形下,原本应该被市场淘汰掉的低效率、高耗能的企业可以依靠出口优势得以存活,并把空气、水污染、资源消耗等问题留给国内.如果国内成本(包括水、土地、治污成本等)提高,汇率不由政府主导干预,那么这些低效率高耗能的企业就会因为产品提高而失去国际竞争优势,从而被市场淘汰.随着中国经济总量的不断增大,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的粗放型增长模式已经使得国内资源环境不堪重负,因而在人民币汇率方面,中国货币当局必须坚定地改革,减少行政干预,让汇率更加尊重市场供求,完善汇率形成机制.

23产业政策

产业政策代表了结构性改革的方向,也是其关键所在,产业政策要精准对接,适度引导.供给学派认为,过度的需求刺激会扭曲商品和要素的,干扰市场的作用造成资源错配,使得经济和产业结构失衡,因此,在供给侧改革的过程中产业政策的选择很重要.根据斯蒂格勒的产业组织理论,真正的进入壁垒多是由政府干预造成的,管制的存在使得政府的政策可能被利益集团所“俘虏”,形成低效率的市场结构和利益分配格局,他主张减少政府干预,放开市场准入.在经济下行时,需求刺激的操作空间会日趋收窄,这时候就需要通过调整产业准入政策、放松管制等举措,构建“市场友好型”的产业政策,在资源配置的过程中弱化行政性干预,落实市场主体自主权,激发劳动者和企业家的积极性,在相对完善的市场环境下推动生产要素自由流动,资源再配置和新兴产业发展,推动产业结构优化转型.

产业准入方面,政府需要减少行政干预,放松对垄断行业的行政管制,允许民营资本进入竞争领域,通过市场竞争来提高要素配置效率.此外,在石油、煤炭、电力这些典型的资源型行业,长期存在管制,原材料低廉,使得相关企业形成了不计后果的高耗能高污染的生产模式,给环境和资源带来了巨大的压力,政府应该放宽对这些行业的管制,完善以市场为主导的要素配置机制,打通生产要素流通过程中的多重壁垒,化解资源配置过程中的扭曲,从而优化国民经济的结构.

3国际经验

截至目前,供给侧改革比较成功的国家只有美国、英国和德国,他们认为在需求疲弱的表象之下,是大量供给方面的因素造成了经济下行的状况,简单的增加货币、刺激需求并不能解决深层次的结构性问题.因而,他们依照供给学派的观点,着眼于中长期经济稳定的增长,用减税、收紧银根、减少管制、降低政府支出、扶持新兴产业发展等政策,推动经济的结构性调整,从供给端发力解决稳增长的问题,虽然在短期内会对经济产生冲击,但是在中长期都实现了结构升级和经济增长的目标.

31美国：1981年里根政府改革

20世纪70年代末,经历了从“二战”结束后持续20多年的高速增长后,美国经济陷入滞胀“困局”.到1980年,GDP增速降到-027%,通胀率高达13%,失业率也超过了7%.1981年里根担任美国总统后,摒弃了传统的凯恩斯主义需求管理思想,转向古典自由主义框架下的供给管理思路,大胆地推行了一系列改革,旨在提高要素生产率(丁守海,2016).

第一,大规模减税.依照供给学派的说法,过高的税率会挫伤劳动热情,拉高利率,抑制人们生产、投资和消费,削弱税基,从而导致税收总额下降,经济增长缓慢和商品供给不足.因此减税是增加供给最主要、最有效的途径.以供给学派的基本理论为依据,里根在执政期间主导了1981年、1986年两次大规模减税,全面降低个人所得税和资本收益税,从1981年10月到1983年7月的33个月中,个人所得税减少23%,资本收益税也降为20%,这直接刺激了个人的消费意愿和企业的投资意愿,同时,风险投资的60%免税,还通过减免企业税、缩短折旧年限等方法帮企业“减负”,增加了投资生产的积极性,刺激大量资金流向高新技术产业.

第二,压缩政府开支,打造斯密意义上的“小政府”.大规模减税削减了财政对税收的依赖,再加上与经济状况恶化相伴而生的社会福利开支的增长使得财政赤字迅速增长.针对福利政策所产生的负面作用,里根政府从1983年开始推进福利制度改革,削减了住房津贴、失业保险金、伤残保险金等福利支出.为降低赤字,保持预算平衡,还采用精简联邦政府机构的做法减少了许多不必要的政府开支.同时,在1985年通过了《格拉姆拉德曼霍林斯法》,当赤字超过一定水平时,开支将自动削减,在之后几年中美国联邦政府的财政赤字确实有所下降.

第三,收缩银根.里根政府依照以弗里德曼为代表的货币学派的理论,将M2作为货币政策调节的*目标,使得M2的增长率等于经济增长率与预期通货膨胀率之和,控制货币超发,减少流通中的货币量,从而抑制通货膨胀.同时,高利率加上《税收改革法案》,加速了房地产等传统上依赖资金密集投入的行业的退出.

第四,减少政府干预,放松市场准入.里根认为过多的政府管制是美国经济陷入“滞胀”困局的原因之一,因此,对政府管制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一上任就撤销了政府对石油的控制.依据施蒂格勒的产业准入思想,以释放企业活力和强化市场竞争为目标,里根先后放松了对航空、铁路、运输、通信、天然气、有线电视等传统保护领域的产业管制,强化竞争.为此,20世纪80年代,美国国会还召开了200多次关于民营企业进入管制行业的听证会.同时,在1980年和1982年分别颁布新的银行法案,放宽对金融市场的利率管制.里根政府放松管制的改革取得巨大收益,劳动生产率也得到了大幅度提高.1987年3月30日的《华尔街日报》统计显示：美国制造业的劳动生产率,1948—1973年年均增长27%,1973—1981年年均增长15%,而里根执政的1981—1986年年均增长38%.

第五,保护创新企业利益,扶持新兴产业发展.里根的经济复苏计划中放宽了对中小企业的各项限制,颁布了《技术创新法》《中小企业专利程序法》等一系列知识产权保护法来保护创新企业的利益.通过降低政府干预和加强产权保护的方法,将科技创新和知识产权服务有效结合,里根政府意在给予中小企业自由的发展空间,改善新兴产业的运营环境,鼓励创新,增强核心竞争力,促进经济繁荣.美国供给侧改革前后经济增长率的变化轨迹见图2.

里根政府的改革使得美国经济逐步走出危机.短期来看,抑制通货膨胀方面效果显著,1983年起美国的通胀水平就维持在3%～4%的较低范围.然而,供给侧的改革措施使得经济在短期内承压更大,政策推行之初,经济形势愈加恶化,失业率达到971%,而经济增长率甚至降到了-198%.但是长期来看,里根的改革政策效果显著,美国经济逐步走出泥潭,1983年起GDP迅速攀升,并在此后维持了持续65个月的高增长,从图2也能够看出这种变化.随着经济数据的全面好转,美国的经济结构也得以改善：电子、通信、信息、生物工程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后来者居上,占据美国经济半壁江山,成为国民经济主导产业,而钢铁、煤炭、机械等传统制造业在国内难以立足,只能借助国际资本的力量向要素低廉的东亚、东南亚等地区转移.

32英国：1979年撒切尔夫人供给侧改革

撒切尔夫人上任伊始就着手推出了供给侧改革.石油危机加剧了英国经济的衰退,出现了严重的“滞胀”,从1979年中到1981年中,英国GDP连续八个季度下降,降幅达75%,工业生产下降23个月,降幅153%,同时失业人数剧增100万人,到1982年1月,失业人数超过300万人,通胀率达到两位数,1980年5月甚至达到了219%,这种现象是凯恩斯主义难以解释的.这一点上与美国很相似.但英国也有自己的特点,即国企数量过多,运行效率低下,政府过度干预经济,工会力量强大等,严重影响了资源配置效率.为彻底解决这些问题,撒切尔夫人进行了大刀阔斧的结构性改革,其改革政策大致包括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国有企业私有化.撒切尔政府认为,政府长期以来干预过多,使得国有企业处于垄断地位,市场意识淡薄,缺乏竞争压力,而且当时英国国有企业数量多、规模大、效率低,这严重降低了经济活力,损害了经济繁荣的基础,而私有化的目的就在于加强市场竞争,提高微观主体的积极性和责任心.撒切尔夫人推行的私有化运动大致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出售的是以英国钢铁公司为代表的竞争性行业的国有企业,包括英国石油公司、全国货运公司等,1979年,英国只有航空、航天、造船工业没有启动私有化；第二阶段是以1984年11月出售英国电话电报公司开始,主要出售包括英国电讯公司在内的非竞争性行业的国有企业.1988年,撒切尔政府向公众表示私有化没有禁区,［1］并将私有化进程进一步推向电力、供水等自然垄断部门.到1990年撒切尔夫人离任时,国有工业资本已减少了60%.大规模的国有企业私有化使得英国社会经济状况明显改变.

第二,减少行政干预.秉承哈耶克自由主义思想,撒切尔夫人认为国家干预经济严重妨碍了要素配置效率,因此她抛弃了凯恩斯主义的做法,提倡自由竞争,力主简政放权,关闭了一些包括物价管制委员会在内的政府部门,缩小了国家企业局的权限,废除了180多项限制经济活动的规定,同时停止使用外汇管制条例,英镑汇率完全随市场波动,鼓励有竞争力的企业参与国际竞争,而没有竞争力的企业随之被淘汰,为经济运行注入活力.

第三,大规模减税,压缩政府开支,削减社会福利,特别是用于教育、医疗等领域的福利开支.为提高企业个人的积极性,推动经济增长,撒切尔政府大力推行减税计划,大规模削减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把最高税率从82%降到40%.“二战”后建立起来的社会福利制度逐渐成为政府的沉重负担,巨大的福利支出使得政府不得不举债度日,从1972年到1987年,英国财政维持了连续16年的赤字状态,［2］因此,撒切尔夫人下决心全面改革福利制度,主要举措有推动养老金私有化,减少失业救济的替代率和推出“青年培训计划”“企业津贴计划”等各种就业培训项目等.

第四,打击工会力量.英国庞大的工会势力不仅扭曲了市场机制,频繁组织罢工,而且还威胁着政治社会的稳定,20世纪70年代几乎每天都会发生罢工活动,导致了两届政府的.为重建自由竞争的市场秩序,恢复企业竞争力,撒切尔夫人采取强硬手段打击工会力量.由于关停亏损煤矿、打击工会等措施,20世纪80年代英国出现了罢工潮,以阻挠私有化进程.但是撒切尔夫人毫不妥协,甚至派出皇家对罢工进行武力镇压,工会无条件投降,有效遏制了工会力量对劳动力市场机制的干扰.

第五,紧缩货币.从1978年开始,英国的通胀率迅速上升,到1980年5月甚至达到了219%.为此,撒切尔夫人上台后的第一项措施就是控制货币发行、大幅度提高利率,实行严厉的货币紧缩政策,1980年还提出了一项为期四年的“中期金融战略”,从控制货币量入手来实现降低通胀的目的.英国供给侧改革前后经济增长率的变化轨迹见图3.

撒切尔夫人的改革“挽救了英国的颓势”,长期来看各项宏观指标持续改善,为今后的经济增长奠定了基础.短期内,紧缩的财政货币政策见效显著使得财政状况改善明显,从1979年开始,财政赤字占GDP的比重连续4年下降,通货膨胀也得到了有效的抑制,CPI从1980年的197%开始一路下滑,1982年降为77%,此后几年一直在较低水平,1986年降到343%.但是,抑制通货膨胀的过程中不免波及就业和经济增长,1980年和1981年经济继续衰退,1981年的GDP增长率仅为-122%,而失业率也是从1979年的45%直线上升到1984年的112%,并在此高位保持三年时间.撒切尔夫人的结构改革是着眼长远的系统性调整,虽然短期难见成效,而且对英国经济造成了一定冲击,但是长期来看,也帮助其逐渐摆脱了“英国病”自20世纪以来,特别是“二战”后,英国经济增长缓慢,经济实力在世界发达国家中的排名不断下滑,这被一些经济学家称为“英国病”.概括起来说,“英国病”有三个主要症状：第一,经济增长与经济衰退交织出现,经济增长不稳定；第二,通货膨胀与经济停滞并存,即滞胀；第三,工会势力强大,劳资关系紧张.的困扰,从图3可以看到,经济从1982年开始实现正增长,并在之后的6年时间里平稳上升,到1988年,经济增速已经达到了503%,失业率也是从1987年开始跌回到91%,等到1990年撒切尔夫人离任时,失业率已经回到了6%左右的合理水平.

33德国：2002年施罗德政府供给侧改革

德国供给侧改革能够追溯到20世纪80年代末至20世纪90年代初.1985年受到美国政府干预外汇市场的影响,西德马克大幅飙升36%,经济受到了巨大的冲击.此后,1990年两德统一又耗费了大量的财政经费,德国经济雪上加霜,步履维艰.1998年,施罗德上台执政时,德国失业率已经高达11%,经济几乎零增长,到2002年他蝉联总理的时候,德国依然是“欧洲病人”,经济增长在欧盟内部排名倒数,窘迫的经济状况迫使施罗德不得不进行改革,2003年施罗德推出了“2010年议程”的一揽子改革计划.

第一,结构性减税.施罗德上台之初就提出了比较具体的三阶段减税方案,通过推行减税计划,最高个人所得税率从485%降到42%,同时企业所得税率也从25%减至19%.大幅度的减税刺激了消费和投资,提高了企业竞争力,拉动了德国经济增长.

第二,结构性地压缩财政开支.德国财政收入主要来自征税和举债,在税收减少的情况下,为保持财政平衡,只能精简机构,压缩各类开支,削减包括法定附加工资、失业救济、养老金支出在内福利支出等.对于高新技术等有发展潜力的新兴产业,施罗德政府加大了财政补贴的力度.

第三,劳动力市场去管制化.这是德国供给侧改革的核心内容,与自由市场比较完善的英美不同,德国是高福利国家,劳动力市场僵化问题特别突出.高失业保险、高劳动保障的福利政策下,有高昂的失业保险金兜底,工人没有积极工作的激励,同时政府对工人过度保护,工厂裁员需经国家批准,用工成本高,裁员风险大,使得企业不敢扩大生产.此外,和欧洲诸国一样,德国工会力量强大,比如德意志银行董事会有一半成员都来自工会,以上因素严重阻碍了要素自由配置,妨碍了劳动力市场资源配置效率.为打破劳动力市场的管制,限制工会力量,还权于市场,2003年施罗德政府制定了名为《2010年议程》的长期纲领.同时,为了让工会同意降低工人工资,施罗德亲自与德国工会进行谈判,最终取得了双赢的结果,工会同意用更低的薪资换取更大的法律保障,而政府也做出让步,同意削减当时占企业工资税40%以上的事业津贴和社会福利,取消退休金,调低失业救济水平,减少对企业裁员的干预等.此举能够有效减轻企业负担,强化市场机制的作用,重塑劳动力市场的竞争性和活力.

第四,扶持企业研发,并提供员工培训补贴.此次供给侧改革的过程中,施罗德政府引进了终身学习体制,增加培训、进修和改行培训的机会,通过国家扶持,克服培训领域市场失灵,为失业者提供了更多再就业的机会.

德国的改革措施取得了公认的成功,在2008年席卷全球的金融海啸中德国独善其身,一枝独秀,成为支撑欧盟经济运转的重要力量.与英美一样,供给侧改革的政策在中长期发挥作用,所以无论是经济增长率还是失业率的发展都呈现出先抑后扬的趋势,从图4可以看出,经济增长率下降为-037%,此后才开始上扬,而失业率方面2003年到2005年一直在上升,2005年失业率甚至达到了117%,失业率从2007年才出现明显下降.

通过上面三个国家的经验事实可以看出,供给侧改革都是通过减税、紧缩货币、减少行政干预、放松市场准入等政策来提高要素配置效率,加速产业结构调整.通常在供给侧改革的初期难见成效,对经济也会产生一定程度的冲击,GDP增长率也会放缓,但是到后期,经过了系统性的结构调整,经济增长会加快.

4中国供给侧改革的实践

中国的经济增速从2010年以来波动下行,已经持续了五年多的时间,2012年第一次“破八”,需求疲软已经超过了经济波动的政策周期,说明从需求增长的内在动力机制发生了故障,中国的经济实际上已经出现问题,发展动力不足,需求管理已是强弩之末.过去力推的各项政策措施难以收到预期的效果,使得政府不得不重新思考政策的着力方向和重点,当时虽然没有明确提出“供给侧改革”的概念,但是政府已经在着手推进这一改革了,从2012年至今,主要的政策导向都倾向于摆脱粗放型增长和前期刺激所引发的经济失衡,鼓励高端制造业和新兴服务业等行业的发展,包括货币政策在内的宏观调控政策也从过去的总量宽松、粗放刺激转向总量稳健、结构优化,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创造良好的货币金融环境,并通过减免税、推行“营改增”试点以及公司注册制改革等政策激发市场主体的活力.

41中国供给侧改革的政策实践

供给侧改革需要财政、货币和产业政策协调配合,共同发挥作用,而产业政策是改革的关键所在,代表了改革的方向.我国供给侧改革的重心在于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促进结构转型、制度变革和要素升级,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激发市场主体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扶持好高效率、灵活的中小企业的发展.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中小企业特别是小微企业成长迅速,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和地位日益增强,据统计,我国中小企业的产值约占GDP总量的 60%,每年国家税收总额大约有1/2来自这些企业,同时,小微企业可以促使竞争和企业家精神的形成,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推动创新(世界银行1994,2002,2004),它们每年大约承担我国65%的发明专利,此外,在中国,80%以上的新产品开发都是在小微企业中完成的,它们是“经济发展的生力军”.而且小微企业也是社会就业的主要承担者,每个新建企业都需要配备基础的就业岗位,可以直接创造大量的就业机会,而且这些新增的小微企业大多集中在服务业,相应的就业增量也主要集中在服务业.据统计,小微企业可以提供80%的城乡就业岗位,解决每年新增就业和再就业人口的70%以上,小微企业对经济的支撑作用日益显著.

从2012年至今,我国扶持中小企业发展的政策以减税降费为主,逐渐加大力度,减轻企业负担,激发市场主体活力.2011年10月,国务院决定开展“营改增”试点,2012年1月1日起正式实施,针对小规模纳税人将按营业额征税变成按照增值额征税,降低了小微企业的税收负担.2013年8月1日起,国务院常务会议出台措施,凡是月销售额不超过2万元的纳税人暂免征收增值税和营业税.据测算,仅此一项政策的实施,会使得小微企业年赋税减少大约300亿元.［3］

2014年3月1日起实行修改后的新《公司法》,公司注册由实缴制向认缴制的转变,降低了新企业的开办成本,变相减少政府干预,激发了社会投资活力,产生了巨大的制度红利；2014年9月17日,又进一步扩大免征范围,月营业额2万~3万元的企业都免征“两税”,同时,通过给企业补贴的方式扶持小微企业的发展,比如加大研发补贴和社保补贴、提供培训支持等.据国家税务总局统计,2014年全国小微企业享受减免税共计612亿元.同时,2014年全国新登记注册企业总共3651万户,比2013年同期增长了约4588%,注册资本金超过19万亿元.

与此同时,政府一直努力扩大小型微利企业税收优惠覆盖,根据我国经济发展的需要,为进一步扶持小微企业发展,2015年8月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依法将减半征收所得税的标准提高到30万元,从10月1日起实行,同时将月销售额2万~3万元的小微企业免征“两税”的优惠政策期限延长到2017年年底.［4］2016年3月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了全面展开“营改增”试点的工作,今年5月1日起建筑、房地产、金融和生活服务业等四大行业要由原征收营业税转为征收增值税,这项改革产生的减税规模预计在5000亿元以上,而且新增不动产也可以纳入抵扣范围,以鼓励企业新增投资.

此外,良好的货币金融环境是供给侧改革进程中不可或缺的一个方面.根据经济金融形势的变化,2015年,货币政策主要以调整存贷款基准利率,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和引导金融机构优化信贷结构为着力点.去年一年,人民银行连续4次合计降低金融机构的存款准备金率25个百分点,5次下调金融机构存贷款基准利率,下调幅度为125个百分点,金融机构贷款利率明显下降,降低了社会融资成本,同时通过定向降准、公开市场操作,灵活运用货币政策工具等手段,引导和激励金融机构加大对小微企业、“三农”等关系国计民生的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的支持.汇率方面,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对人民币汇率进行调节.数据显示,截至 2015年12月31日,CFETS人民币汇率指数为10094,较2014年年末升值094%；参考BIS货币篮子和SDR货币篮子的人民币汇率指数分别为10171和9884,分别较2014年年末升值171%和贬值116%,2015年人民币对一篮子货币总体保持了基本稳定.［5］

42中国供给侧改革的效果

政府对于中小企业逐步加大扶持力度的措施催生了一大批新企业,图5显示了2012年到2015年每年全国新登记注册的企业数量,可以看出,每年都有大幅度的增长,2015年前9个月,全国新增小微企业达30518万户,占新登记企业总数的9662%,这也是经济结构优化升级的活力所在.2015年四个季度,小微企业的盈利面都在20%以上,其中第四季度达到了2892%.国家税务总局的统计显示,到2015年年底,全国*税务登记的小微企业约1174万户,2015年全年新办255万户,同比增长23%.2016年一季度,每天新登记注册企业11400家,同比增长27%左右,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增加值达到了10%,高技术产业的增加值增速也达到92%,可以看出以小企业为代表的新兴产业新生力量正在崛起.

2012年以来,在供给侧改革初期,我们的经济增长确实放慢了,2012年和2013年的经济增长率都是77%,2014年降到74%,2015年仅为69%,而到2016年第一季度达到了2010年以来的最低值67%,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经济增长回复的潜力正在积聚,典型表现就是以小企业为代表的新兴产业新生力量正在崛起,它们是提供新增就业岗位的主要渠道,是企业家创业成长的主要平台,是科技创新的重要力量,在繁荣经济、吸纳就业、推动创新和调整产业结构过程中是不可忽视的力量.2012—2015年全国新登记注册企业数量见图5.

5结论

依照供给学派的主张,通过减税、紧缩货币、减少行政干预、削减政府开支、放松市场准入等政策可以提高要素配置效率和劳动生产率,培育经济增长动力,加速产业结构调整,实现拉动经济增长的目标.但是,参考国际上供给侧改革比较成功的英国、美国和德国的经验数据可以发现,通常,供给侧改革在政策推行初期难见成效,对本国经济会产生一定程度的冲击,经济增长率会放缓,由于大幅度减税,赤字问题也会愈加严重,但是到了改革后期,经过了系统性的制度调整,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增长潜力充分释放,经济增长速度会加快.对于中国,供给侧改革的过程肯定不会一帆风顺,从2012年实际开始推行供给侧改革以来,政府颁布了一系列鼓励新兴企业发展的政策,在改革初期,我们的经济增长确实放慢了,GDP增长率一路下滑,到2016年第一季度已经降到了2010年以来的最低水平,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产业结构的优化,经济增长回复的潜力正在积聚,典型表现就是以小企业为代表的新兴产业新生力量正在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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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李成刚减税减费：进一步为小微企业减负［EB/OL］.(2015-08-21)http://wwwgovcn/zhengce/2015-08/21/content_2917146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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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姜心灵,重庆市审计局;包倩文,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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