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知诗学视角下文学性的翻译,该文是关于文学性硕士论文开题报告范文与文学性和认知诗学视角和翻译思考有关论文范文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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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近几年来,我国翻译工作逐渐与文学接轨,但译本的翻译文学性体现并不充分,即使很多翻译者在翻译原作时用大量辞藻丰富译本内容,但其文学体现有很大出入,这种思想失误和翻译趋势走向导致我国翻译工作在某种程度上偏离了原有预期轨道.本文基于认知诗学,对翻译的文学性表达进行深入分析和思考.
关键词：认知诗学；文学性；翻译
doi:10.16083/j.cnki.1671-1580.2018.11.033
中图分类号：H315.9；I04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1580（2018）11—0116—04
认知诗学是一门综合性学科,包括认知心理学、认知语言学理论、认知科学等内容,是文学作品赏析的指导学科.认知诗学从最基本的认知,最普遍的理论,把人类认知和诗学有机结合在一起.认知诗学的出现,给文学翻译界带来新的翻译思路与方法,提供了全新的认知视角.下面笔者将结合具体文学作品,对认知诗学视角下的文学性翻译做详细的思考和阐述.
一、认知诗学本质
（一）国内外学者对认知诗学的研究
最早提出认知诗学这一术语的学者是以色列人Reuven Tsur.他是沿着形式主义传统,把认知科学的研究成果运用于文学研究的先驱之一.直到20世纪80 年代初,法国学者索尔编撰了《走向认知诗学理论》,由此,认知诗学正式被提出.索尔（1992）在书中提到,认知诗学是人类主观思想对文学作品或者诗歌形式、语言的影响,认知诗学就是文学作品的文本形式、结构和文学感知关系的具体解释.分析索尔的认知诗学,发现索尔没有把文学作品或诗歌的文学性与认知诗学联系起来,只是阐述了认知诗学对文学作品文本的材料作用,换句话说,索尔时期的认知诗学侧重文本特征分析.
文艺复兴之后,人们的认识与思想发生了很大变化.直到21 世纪初期,文学家皮特·斯托克韦尔（2007）提出了认知诗学概念,他把认知诗学概括成几大特性：体验性、概化性、自然性、变化性、普遍性.体验性指的是文学作品意义的体验；概化性是文学原文的特征；自然性是指文本语言自然朴实；变化性是文学作品文本语言表达具有层次感；普通性是文本语言具有文学作品语言最本质的特征.皮特·斯托克韦尔过分地强调了认知诗学的意义,忽视了文学文本的意义,他的认知诗学含义更侧重于阐述学的概念意义.他把认知诗学看成认知语言学和认知心理学学科的综合.
近些年,中国学者熊木清教授（2009）提出了与认知诗学真正概念相近的观点.他认为,认知诗学其实就是诗学,诗学注重文章文本分析,注重文学作品的命题.熊木清的认知诗学概念为：“对人类认知能力及其特征的关注,即文学阅读和普遍认知之间的基本关系”.熊木清教授对认知诗学的文本特征和本质都进行了详细的阐述,不断地关注研究认知诗学理论,并且把认知诗学理论合理地运用到其文学评价中、文学翻译作品中和文学教学中［1］.
（二）认知诗学含义
认知诗学发展到现代,虽然没有规范的认知诗学概念,但对认知诗学的本质与含义已经有了大统一.认知诗学含义主要包括两大部分：第一,认知诗学关注的是文学文本的分析过程、读者思想和心智的运用,以及文本的认知机制；第二,认知诗学关注的是文学文本的文学性.认知诗学的文学性是区别文学文本和非文学文本的标志,文本的文学性就是文学作品文本表达出的思想、形式、功能等.目前,文学性不仅对阅读理解文学作品有帮助,还对文学作品的翻译意义重大［2］.理解文本的文学性,翻译者可以更好掌握文本的主旨和命题,还可以借鉴文本的结构和形式.语言是文学作者表达情感的方式,也是读者认知事物的工具,文本文学的概念概括为：文本文学是利用语言表达情感、认识世界的文学形式.翻译工作者要想掌握文本的文学性,就要综合文本的形式、结构、认识诗学的几大特性,形成译文与文本的相似性关系.
二、认知诗学视角下的文学性思考
（一）文学性概念
文学性是翻译工作必须思考的主要内容.译本要想吸引读者,就必须具有文学性,体现出原作的思想和价值.文学性的广义含义可以解释为表达文学作品的语言文本形式,文学作品的文本语言在传达一种特殊情感或者特定意义时,这种文本就是文学文本.文学文本的文学性是对其原文本内容、结构和功能的超越,文学性可以赋予文本特殊的功能,文学性是文学文本内容和特殊意义的媒介与规范形式,文本在文学性的作用下,可以变得更加生动丰富.
（二）文本中的文学性
不论是文学文本还是非文学文本,任何一本著作、一篇诗歌的文本都有自己的形式,但其形式的本质却有很大的区别.例如,“我一会儿要去吃饭”,这是典型的非文学文本,这句话表达的含义就是我要去吃饭了,没有其他特殊意义.因此,非文本文学的形式就是文本的字面意思,仅此一层含义,无其他层面含义.再例如：“我本是一滴清泉呀”（《黄海中的哀歌》,郭沫若,1922）,这句话是文学文本,这句话不仅是表达我是一滴泉水,还有形式上的内容,深层次的含义,我比喻成清泉,“呀”是语气词,在《黄海中的哀歌》中,后文围绕这句话展开了详细的表述,在文本中加入了头韵、格律、韵律,协调音韵；打破非文学文本的约束,偏离人类的基本意识,转换表达的视角,运用了各种语言表达形式,丰富文学文本［3］.文学文本的内容形式最后还是要向心智问题靠拢.
（三）文学性符号与认知诗学关系
对文学翻译来说,译文的好坏与译者的认知水平等有重要关系,一篇好的译文,读者在阅读时,脑海中呈现的画面和人物情感就应该与原作一样,这就要求译者在翻译时要对文本进行文学性处理.文学性通过符号进行文本翻译,符号使得译文具有文学性,把不可能变成可能.符号是什么呢？符号是文本的组合形式.符号的运用者是具有主观能动性的人,我们生活的世界是由千千万万个符号组成的,人类也是符号的动物,人类的情感和感觉都是通过符号转变而来的.著名哲学家恩斯特·卡西尔曾（1944）说过,我们生活的世界并不是一个真正的物理空间,而是一个符号世界［4］.恩斯特·卡西尔（1965）认为,人在这个符号世界里,通过符号进行日常交流沟通,符号是人生活的基本工具.人类利用符号创造价值最具代表的就是古典诗歌和文学作品,在进行创作的时候,都是利用自然符号或者事物符号创作的,所以,人也是文学性的动物.符号和文学性之间联系密切,推动这两者联系的动力是人,因此人与文学性之间也有着神秘的联系.符号的概念早在20 世纪80 年代就已经提出,费尔迪南·德·索绪尔（1983）对符号做了详细具体的介绍,他认为符号是能动的二元体,符号的二元体之间是相互依存,相互影响的关系,这种关系就像一张白纸的正反面［5］.符号的能指是说符号具有音响形象,所指是说符号具有表征性.符号所指是文学文本的内容,符号能指是符号形式,无论是什么形式的符号,都是抽象的.符号与自然、人类等有着各种联系,但又自成一体,符号有其专门独立的符号系统,是一个自主的世界.根据符号的概念与本质,可以得出文学是以自身为界的艺术形式.
（四）从认知诗学角度分析其文学性——以郭沫若《黄海中的哀歌》为例
从宏观的角度来看,每一部文学作品都是一个焦点,被作者从生活的背景中突显出来.从微观的角度来说,在每一部文学作品内部,人物是焦点,场景是背景；主要人物是焦点,次要人物构成背景；故事的主线是焦点,辅线是背景.诗标题中的“哀歌”是其前景化的焦点,黄海是其背景,郭沫若用文学性二元体突显出诗低沉的意境.把自己比喻成一滴清泉,用一些不同的运动动词和运动副词表示动作,这种表达特点和认知诗学特点不谋而合.郭沫若把文学性非物质的符号变成物质的符号,例如扬子江、巫山、武汉、过江南、黄海,这些具体的符号其实是生活轨迹,郭沫若把这些轨迹变成一幅有始有终的人生旅行［6］.
《黄海中的哀歌》［7］中郭沫若（1922）隐喻自己是一滴清泉,郭沫若把诗歌的SOURCE-PATH-GOAL隐喻成“人生就是一场旅行”,如果直译SOURCEPATH-GOAL应该是起点—路径—目标,形式化译为旅行,而郭沫若在诗歌主旨中加入了“人生”,在诗歌的思想情感和人生价值中,郭沫若用人生、河流等映射出自己的人生路程,诗歌的这种意境与郭沫若当时的生活状况与社会地位很相似.郭沫若的诗歌是在认知诗学基础上进行创作的,是具有文学性的.
三、从认知诗学解读文学性的翻译
（一）翻译诗学的历史演变
翻译诗学的广义含义是在翻译中把翻译的艺术升华为翻译理论体系.这里的翻译理论体系包括一切具有文化价值的译文、具有研究价值的翻译技巧、具有文化背景的译论都属于翻译理论研究范畴.世界上第一批把诗学和翻译结合在一起的学者为利维、米科和维奇所代表的捷克斯洛伐克研究者,这个时期的诗学是一种俄国形式主义流派的客观诗学,欧洲学者以深层结构基础理论,对诗学进行形式化的发展［8］.翻译诗学真正被提出是在20世纪80 年代,法国学者亨利·梅肖尼克提出了认知诗学的二元体思想,但是,梅肖尼克的认知诗学没有实践理论系统.20 世纪90 年代,西方学者安德烈·勒菲弗尔（1979）在其书中指出：“翻译就是文化改写、也就是操纵”［9］.同时,勒菲弗尔特别指出了文学性翻译的三个要素：诗学、意识形态与赞助人,其中诗学是制约译作生成的内部因素,而意识形态是制约译作生成的外部因素,属于“非语言”因素.我国袁筱一和许钧教授（1995）是第一批关注翻译诗学的学者,他们在分析研究翻译诗学本质与特点时,发现其意识形态要素与中国的“化境说”相似.但是,中国译者依然把诗学范式作为其翻译体系,没有真正的逻辑体系,“中国翻译诗学”变成了中国译论.
很多文学学者对翻译诗学有自己的见解,但他们的“翻译诗学”本质各不相同.我国学者和译者只是借鉴其诗学范式,忽略了逻辑范式；中国译者更注重感性,忽略了文本的理性特征.”中国译论具有印象式、点评式、随感式特点,很多西方学者认为我国译论缺乏学科形态的文学形式［10］.以梅肖尼克为思想代表的翻译诗学理论学派,没有看到文学文本的形态,以勒菲弗尔为代表的翻译诗学理论学派忽略了文学文本的客观性,两者学派和中国学者都只看到文本的意象,没有看到文本的结构与形式.
（二）文学性翻译本质
文学文本形式的修辞可以分成消极修辞和积极修辞两类.消极修辞就是文本语言通顺、合理；积极修辞是在语言通顺基础上,通过不同的表现手法,结合文本情景,创造新的语言文字,把抽象的文本内容变成具体的形象.文学文本的语言必须是积极修辞,使读者产生可触可摸的立体形象,进而了解其中的思想感情,这就是文学文本的文学性［11］.
文学文本译文的社会功能和文化影响要和原作一致,因此,译文必须具备原作文本语言与形式的基本特征,译者必须学会如何使用原作的文学语言.译文和原作是不同的两个文学作品,译文是全新的文学文章,原因是译文具有文学性,翻译文学性可以把作品诗化成其他的语言.
文学作品并不是用来交流和信息传递的工具,而是文学作品中诗意精髓的认知学习,这里的诗意即认知诗学的文学性.文学作品翻译的最终目的是重构原作的艺术价值与诗学功能.因此,文学性翻译不是原作复制,但又有原作的影子,这种矛盾的翻译文本,就是其文学性的体现.文学性的翻译就是对原作进行言二次创作,但是,二次创作的译文又不可以脱离原作文本的形式与结构.
（三）认知诗学视角下《莎士比亚十四行诗》第66首翻译中的文学性
《莎士比亚十四行诗》第66 首是典型的“ 莎士比亚体”,即该诗共十四行,分三个四行和一个两行的结尾对偶句［12］.
Tired with all these,for restful death I cry,
难耐不平事,何如悄然去泉台,
Tired with all these,for restful death I cry,
休说是天才,偏生做乞丐,
And needy nothing rimmed in jollity,
人道是草包,偏把金银戴,
And purest faith unhappily forsworn,
说什么信与义,眼见无人睬,
And gilded honour shamefully misplaces,
道什么荣与辱,全是瞎安排,
And maiden virtue rudely strumpeted,
少女童贞可怜遭横暴,
And right perfection wrongfully disgraced,
堂堂正义无端受掩埋,
And strength by limping sway disabled,
跛腿权势反弄残了擂台汉,
And art made tongue-tired by authority,
墨客骚人官府门前口难开,
And folly,doctor-like,controlling skill,
蠢驴们偏挂着指迷释惑教授招牌,
And simple truth is called simplicity,
多少真心话错唤作愚鲁痴呆,
And captive good attending captain ill.
善恶易位,小人反受大人拜,
Tired with all these,from these would I be gone,
不平,难耐,所不如一死化纤埃,
Tired with all these,from these would I be gone,
待去也,又怎好让我爱人独守空阶［13］.
——莎士比亚（著）
辜正坤（译）
对十四行诗这样格律严谨的文体来说,音韵本身就是其文学性表达的关键.原文采用严格工整的尾韵模式和多变的内韵组合.外国诗一般间行押韵,就是多元韵式；而中国诗是双行押韵,又称为一元韵式.译者在这里没有照搬任何一种音韵,而是对原作的语言形式作了修改与创作,形成了译文特有的韵式,通过这种韵式,体现出诗歌的文化价值与文学魅力；译者把misplaces 翻译为“瞎安排”,这是文学性翻译的忠实性,首句中的“restful death”（安息的死亡）译为“悄然去泉台”,译者在翻译整句话的时候,又考虑了中国诗文的特点,借鉴了我国古体诗词汇,容易让中国人接受和理解.原作的认识诗学形式有拟人、重叠、明暗喻、对比,译者在翻译时,充分考虑了其文学性,通过中国古诗词的修辞再现原作的修辞美.
四、结语
综上所述,认知诗学要充分发挥其交叉学科的作用,不断开拓发展前景与空间,为新时代翻译事业提供跨学科、跨领域的交叉理论基础,本文对认知诗学的概念和本质进行详细分析,并在认知诗学视角下,分析文学性与符号之间的关系,分析认识诗学与文学性的关系,最后影射出认知诗学视角下文学性翻译的本质与要求,译文的文本形式、语言修辞、意象等都是文学性的具体体现,文学性是译文具有感染力的理论基础,是译文与原作价值相同的保障体系.总的来说,认知诗学下的文学性译文,要在形式和内容两方面忠于原作,但又不可以与原作雷同,译文应该是原作内容和形式的创新,切记要追随原作主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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