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演义》和《春秋》叙事,本文是三国演义有关论文例文与《春秋》叙事和《三国演义》和《春秋》类函授毕业论文范文.
三国演义论文参考文献：
摘 要：罗贯中“有志图王”,编撰《三国演义》是罗贯中“图王”的一种方式,虽然《三国演义》“以俗近语,隐括成编”,但却是理想之书,而其中最为理想化的追求,莫过于效法《春秋》叙事,以史演义,“裨益风教”.《三国演义》,以蜀汉正统观叙事,让世人知“正统必当扶,窃位必当诛”； 在直书、虚构中寓褒贬,让世人知“忠孝节义必当师,奸贪谀佞必当去”.
关键词： 《春秋》； 《三国演义》；叙事
中图分类号：I207.4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7110（2018）05-0001-06
《三国演义》,家喻户晓,而且亦为后世所取法,或作为兵法之书、或作为谋略之书、或作为管理之书等,从中各取所需.之所以会以《三国演义》为法,在于其在这诸多方面皆有登峰造极之建树,诸建树皆臻理想之境,故也可以说《三国演义》乃理想之书也.而其中最为理想化的追求,莫过于效法《春秋》叙事,以史演义.
一、罗贯中“有志图王”与《三国演义》效法《春秋》叙事
明王圻《稗史汇编》卷一百三“院本”条载云：“文至院本、说书,其变极矣.然非绝世轶材,自不妄作.如宗秀罗贯中、国初葛可久,皆有志图王者；乃遇真主,而葛寄神医工,罗传神稗史.” [1]（P810）虽然有学者指出此则记载有误处①,但其中的信息仍有其价值.
学术界在罗贯中“有志图王”的理解上有分歧.王利器认为,“王圻《稗史汇编》所谓罗贯中‘有志图王’,当是指其客霸府张士诚而言”.[2]“客霸府张士诚”一说,出自清顾苓《塔影园集》卷四《跋水游图》：“罗贯中客霸府张士诚,所作《水浒传》题曰《忠义水浒传》……至正失驭,甚于赵宋,士诚跳梁,剧于宋江,《水浒》之作,以为士诚讽谏也,士诚不察.”[3]（P76）清徐渭仁、徐鈵所绘《水浒一百单八将图题跋》中,也强调罗贯中作《水浒》讽张士诚：“施耐庵感时政陵夷,作《水浒传》七十回.罗贯中客伪吴,欲讽士诚,继成一百二十回.” [4]张士诚是元末位于江浙一带的义军领袖,据顾、徐两人所言,罗贯中参加了元末农民起义.李灵《罗贯中“有志图王者”辨》一文不同意王利器的观点,认为罗贯中没有参加过反元的起义,“所谓罗贯中‘有志图王’,与自立为王无关,而是指在社会动乱之际立功受封”.[5]竺洪波《〈三国演义〉：效法孔子作〈春秋〉——罗贯中“有志图王者”新说》一文又提出了新的观点,认为所谓罗贯中“有志图王”是指,像孔子作《春秋》一样进行著述,图的是观念之王,即便哪一天有新材料证实罗贯中确实“争谋”过王位,但这不影响罗贯中效法《春秋》,编撰《三国演义》以图观念之王.[6]
以上三种观点均有一定的合理性,如坚持某一观点,会失之偏颇,所以理解罗贯中“有志图王”,应三者结合起来看.元人王显《稗史集传·葛乾孙》载,葛可久名葛乾孙,可久是其字,平江人,“仪状伟特,膂力绝伦”,年少有奇气,习击刺、战阵等,“百家众伎,靡不精究”,及长折节读书,因不肯“离析经旨以媚有司意”,放弃应试,研习药书独有心得,治疾有奇效,名声远播,为人又乐善好施,倜傥儒雅,颇受世人敬重.顺帝至正壬辰年,曾出计抗徽寇,民赖以安.至正癸巳春正月,与王显游开元佛舍时言：“吾闻中原豪杰方兴,而吾不及预,命也夫！”[7]从王显所记可知,葛可久乃天赋异秉,伟特超群,其 “吾闻中原……,命也夫”一语,流露了胸中的“图王”之志.王圻把罗贯中与葛可久比并,显然罗贯中有与葛可久相类的才情和抱负,也有“图王”之志.
罗贯中因有“图王”之志,在政治上欲有所作为是很自然的,或参加起义军,或在“多事之秋”“奋臂而起”,均是可能的.但最终在政治上未能如愿,只好退而著述,以申“图王”之志.所以,齐裕焜在《中国古代小说演变史》中论曰,罗贯中在当时不可能实现王霸之业,但他“传神稗史”,通过三国盛衰的重写,思考社会何以动乱分裂、王统天下的人需要具备什么条件、如何才能长治久安等问题,并给出了明确答案,这使得《三国演义》成了“有志图王者”的启示录.[8] （P216）
著《三国演义》“图王”,即借三国史实敷陈王道理念.在没有外来政治思想的影响下,传统文化下的王道即孔子在《春秋》叙事中所标立者.明嘉靖壬午（1522）年刊本《三国志通俗演义》有金华蒋大器作于弘治甲寅（1494）年的序文,其中曰：
夫史,非独纪历代之事,盖欲昭往昔之盛衰,鉴君臣之善恶,载政事之得失,观人才之吉凶,知邦家之休戚,以至寒暑灾祥,褒贬予夺,无一而不笔之者,有义存焉.吾夫子因获麟而作《春秋》.《春秋》,鲁史也.孔子修之,至一字予者褒之,否者贬之.然一字之中,以见当时君臣父子之道,垂鉴后世,俾识某之善,某之恶,欲其劝惩警惧,不致有前车之覆.此孔子立万万世至公至正之大法,合天理,正彝伦,而乱臣贼子惧.……《语》云：“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此则史家秉笔之法,其于众人观之,亦尝病焉.故往往舍而不之顾者,由其不通乎众人,而历代之事,愈久愈失其传.前代尝以野史作为评话,令瞽者演说,其间言辞鄙谬,又失之于野,士君子多厌之.若东原罗贯中,以平阳陈寿传,考诸国史,自汉灵帝中平元年,终于晋太康元年之事,留心损益,目之曰《三国志通俗演义》.文不甚深,言不甚俗,事纪其实,亦庶几乎史.盖欲读诵者,人人得而知之,若诗所谓里巷歌谣之义也.书成,士君子之好事者,争相誊录,以便观览,则三国之盛衰治乱,人物之出处臧否,一开卷,千百载之事,豁然于心胸矣.……其最尚者,孔明之忠,昭如日星,古今仰之；而关、张之义,尤宜尚也.其他得失,彰彰可考.遗芳遗臭
,在人贤与不肖、君子小人、义与利之间而已.观演义之君子,宜致思焉.[9]
竺洪波先生评价此序文曰：“行间字里,是完全把《三国演义》等同于《春秋》的.” [6]蒋大器的序文虽然不像竺先生说得那样绝对,但从序文可以看出,蒋大器认识到了《三国演义》与《春秋》叙事的关联,而且作了非常深刻的阐发.《三国演义》演绎《春秋》之义,在历史接受中确实产生了“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之用,这是《三国演义》之所以家喻户晓、深入人心的关键所在.
《三国演义》所涵化的《春秋》之旨,提升了被视为小道的稗官小说的地位.嘉靖本另还有修髯子张尚德作于嘉靖壬午年的引言,在引言中张尚德以对话的形式肯定了这一点：
客问于余曰：“刘先主、曹操、孙权各据汉地为三国,史已志其颠末,传世久矣.复有所谓《三国志通俗演义》者,不几近于赘乎？”余曰：“否.史氏所志,事详而文古,义微而旨深,非通儒夙学,展卷间鲜不便思困睡.故好事者,以俗近语,隐括成编,欲天下之人,入耳而通其事,因事而悟其义,因义而兴乎感,不得研精覃思,知正统必当扶,窃位必当诛,忠孝节义必当师,奸贪谀佞必当去.是是非非,了然于心目之下,裨益风教,广且大焉,何病其赘耶？”客仰而大谑曰：“有是哉！子之不我诬也,是可谓羽翼信史而不违者矣.简帙浩瀚,善本甚艰,请寿诸梓,公之四方,可乎？”余不揣谫劣,原作者之意,缀俚语四十韵于卷首端,庶几歌咏而有所得欤.於戏！牛溲马勃,良医所珍,孰谓稗官小说,不足为世道重轻哉！[10]
显然张德尚的这一段话重在论辩《三国演义》的价值.在张氏看来,虽然稗官小说为小道,但亦有不容轻视处,尤其是像涵化《春秋》之义的《三国演义》更有“裨益风教”“羽翼信史”的作用.
所以,著述《三国演义》是罗贯中“图王”的另一种方式.虽然《三国演义》“以俗近语,隐括成编”,但效法于《春秋》的以史演义之叙事,这种深入浅出的叙事可以使天下人“入耳而通其事,因事而悟其义,……是是非非,了然于心目之下”.
二、《三国演义》以蜀汉正统观叙事
一般来说,正统是中国古代统治者、儒家及史家所维护的帝王嫡系制度.在天下一统的治世,王位世代嫡系相传,有条不紊,不存在正统非正统之争,但在王权旁落、逐鹿纷争的乱世,谁是正统就成了问题.有的按嫡系相传的制度惯性,认为一脉相承者为正统,其他夺得王位者,属于闰位或僭伪,也有的按邹衍的土、木、金、火、水五德相胜论正统观,以五行相胜说附会出新为帝者的合理合法.
三国是继春秋乱世之后的又一个国家分崩的时代,但在春秋之世尚有正统之周天子存在,而在三国均属于窃国而立者,没有了嫡系相传的正统国君,所以在记述这一乱世时,以谁为正统就成了一个有争议的问题.西晋陈寿在《三国志》中只立魏本纪,将吴主、蜀主（虽然亦称帝）却载入列传,即视魏为正统,视吴、蜀为僭伪.①东晋习凿齿在《汉晋春秋》中把陈寿的帝魏伪蜀颠倒了过来,认为刘备乃汉高祖之正胄,讲信重义,有责任亦有修为使汉室更立,故以之为正统.《晋书·习凿齿传》述评《汉晋春秋》曰：“起汉光武,终于晋憨帝.于三国之时,蜀以宗室为正,魏武虽受汉禅晋,尚为篡逆,至文帝（司马昭）平蜀,乃为汉亡而晋始兴焉.”[11]（P2154）习凿齿视蜀汉为正统,贬魏为僭伪,故以蜀汉纪年,蜀汉亡,汉统斯绝,晋统继立.唐刘知几认为,曹氏为国不德,不应以之为正统,而刘备为国以德,“终始无瑕”,应以蜀汉为正统,其在《史通·探赜》中评价陈寿、习凿齿所著三国史之是非曰：
隋内史李德林著论,称陈寿蜀人,其撰《国志》,党蜀而抑魏.刊之国史,以为格言.案曹公之创王业也,贼杀母后,幽逼主上,罪百田常,祸千王莽.文帝临戎不武,为国好奢,忍害贤良,疏忌骨肉.而寿评皆依违其事,无所措言.刘主地居汉宗,仗顺而起,夷险不挠,终始无瑕.方诸帝王,可比少康、光武；譬以侯伯,宜辈秦缪、楚庄.而寿评抑其所长,攻其所短.是则以魏为正朔之国,典午攸承；蜀乃僣伪之君,中朝所嫉.故曲称曹美,而虚说刘非,安有背曹而向刘,疏魏而亲蜀也？夫无其文而有其说,不亦凭虚亡是者耶？习凿齿之撰《汉晋春秋》,以魏为伪国者,此盖定邪正之途,明顺逆之理耳.而檀道鸾称其当桓氏执政,故撰此书,欲以绝彼瞻乌,防兹逐鹿.历观古之学士,为文以讽其上者多矣.若齐冏失德,《豪士》于焉作赋；贾后无道,《女史》由其献箴.斯皆短什小篇,可率尔而就也.安有变三国之体统,改五行之正朔,勒成一史,传诸千载,而籍以权济物议,取诫当时.岂非劳而无功,博而非要,与夫班彪《王命》,一何异乎？求之人情,理不当尔. [12]（P283）
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以曹魏年号记事,即曹魏为正统.虽然他说“非尊此而卑彼,有正闰之辨也.昭烈之于汉,虽云中山靖王之后,而族属疏远,不能纪其世数名位” [13]（P917）,其实还是有尊卑之分.北宋与魏均属于新建政权,如果把魏看作是僭伪立国,北宋自然也是,所以司马光从维护赵宋江山的角度出发,帝魏而抑蜀.朱熹在《资治通鉴纲目》中,又一反司马光的尊魏抑刘,而尊刘抑魏,认为蜀汉正统承接东汉,为汉王朝的一部分.朱熹何以一反司马光,而上承习凿齿之正统观呢？赵克尧曾解释曰：“因南宋建都临安（杭州）、东晋建都建康（南京）,两朝皆偏安江左,时势与吴蜀相类,与西晋、北宋时势不同,朱熹的三国正统观念与习凿齿合拍,其原因盖出于此.”[14]但这不是唯一的原因,《朱子语类》卷一○五载：“问： 《纲目》主意.曰：主在正统.问：何以主在正统？曰：三国当以蜀汉为正,而温公乃云,某年某月‘诸葛亮入寇’,是冠履倒置,何以示训？”[15]（P2637）可见,朱熹强调正统,主要在于教化.
正统是宗法政治*中的关键性内容,其在维护帝王位置嫡系相传、国家一统的同时,为帝王位置的获得正名.《孔子家语·王言解》载孔子言曰：“凡上者,民之表也,表正则何物不正？是故人君先立人于己,然后大夫忠而士信,民敦俗璞,男悫而女贞.”[16]（P28）非正统所得之王位,即属于名不正者,名不正自然难让天下正.虽然春秋时期,周室衰微,王纲解纽,“礼乐征伐自诸侯出”,但孔子在《春秋》中仍极力维护周天子的正统位置.所以,刘知几赞道：“孔子曰：‘唯名不可以假人.’又曰：‘名不正则言不顺,’‘必也正名乎！’是知名之折中,君子所急.况复列之篇籍,传之不朽者邪！昔夫子修《春秋》,吴、楚称王,而仍旧曰子.此则褒贬之大体,为前修之楷式也.”[12]（P132）在宋代,普遍地认为,正统思想是孔子在《春秋》中创立的,“虽然该书并无‘正统’二字,但他们认为,《春秋》涵蕴‘君子大居正’、‘王者大一统’的微言大义,这就是正统理论的思想源头”.[17]（P353）欧阳修对此有很好的论述：“正统之说肇于谁乎？始于《春秋》之作也.当东周之迁,王室微弱,吴、徐并僭,天下三王,而天子号令不能加于诸侯,其《诗》下同于列国,天下之人莫知正统.仲尼以为周平虽始衰之王,而正统在周也.乃作《春秋》,自平王以下,常以推尊周室,明正统之所在.故书王以加正月而绳诸侯.王人虽微,必加于上,诸侯虽大,不与专封,以天加王而别吴、楚.刺讥褒贬,一以周法,凡其用意,无不在于尊周.”[18]（P8）罗贯中在《三国演义》中以正统观叙事,除了对习凿齿、刘知几、朱熹等人的尊蜀汉而抑曹魏的正统观有所继承外,自然会追本溯源,上承《春秋》叙事.①可以套用欧阳修评价《春秋》的话语来评价《三国演义》,即“刺讥褒贬,一以《春秋》之法,凡其用意,无不在尊刘”.
《三国演义》以蜀汉正统观叙事,在第十二回《陶恭祖三让徐州》一节中有较充分的体现,其中写到：“（陶）谦曰：请玄德公来不为别事,止因老夫病已危笃,朝夕难保.万望明公可怜汉家城池为重,受取徐州牌印,老夫亦瞑目矣！”陶谦对刘备是信任的,这种信任更多的是出于对汉室宗胄的信任.在陶谦死后,陈登、孔融、糜竺等大姓豪族也支持刘备领徐州牧,他们之所以支持刘备也是出于刘备乃汉室宗胄的原因.刘备入主徐州,起因于曹操对徐州的攻打.兴平元年,曹操以报父仇为借口,又一次兴兵徐州.徐州牧陶谦无力对抗曹兵,于是求救于青州刺史田楷,田楷与部下平原相刘备故领兵前来援助.作者在这一事件中将刘备、曹操对比着写,一个想强占徐州而不得,一个谦让却得之,这很显然是作者在以正统的观念来处理天下的纷争.因为这种叙事倾向,《三国演义》才有“正统必当扶,窃位必当诛”的感召力.毛宗岗也因此在《读三国志法》开篇就说：“读《三国志》者,当知有正统、闰运、僭国之别.”[19]（P1）
在写作中因为正统思想“贯彻”得不彻底,故在刘备等人物的言行中不时表现出与正统维护相隔或相远的东西来.有学者批评,刘备一生的目标是自成霸业,并没有为汉室正统真正奋斗过,他的谋士们所主张、强调的也是刘备的霸业,汉献帝在他们这里无足轻重,小说中的许多情节也游离在正统观之外,“恢复汉室正统”几乎成了空话.[20]批评是有根据的,但罗贯中若处处以“恢复汉室”为口号或导向,《三国演义》想必会被正统观所扭曲,叙事、行文和人物塑造会因口号化而黯然失色,所以,正统观在《三国演义》中穿针引线、若即若离的存在才是恰到好处的.
三、《三国演义》在直书、虚构中寓褒贬
孔子修订《春秋》,以史演义；罗贯中编著《三国演义》效法之,亦“依史以演义”（毛评本《三国演义》序）.罗贯中所依的“史”是一个宽泛的概念.明人高儒《百川书志》概括《三国演义》的写作云：“据正史,采小说,证文辞,通好尚,非俗非虚,易观易入,非史氏苍古之文,去瞽传诙谐之气,陈叙百年,该括万事.”[21]（P82）清人徐时栋《烟屿楼笔记》云：“史事演义,惟罗贯中之《三国演义》最佳.其人博极典籍,非特借陈志裴注,敷衍成书而已；往往正史及注并无此语,而杂史小说乃遇见之,知其书中无来历者希矣.至其序次前后,变化生色,亦复高出稗官.”[22]（P211）罗贯中写作《三国演义》,虽然也参考了有关三国的话本、戏曲及笔记小说等,但主要还是以陈寿《三国志》与裴松之《三国志注》为基础②,另也旁及《后汉书》《晋书》《资治通鉴》等史书.《三国志》《三国志注》是罗贯中创作的底本,其中的记载是小说的基本素材,所以现存最早的《三国志通俗演义》嘉靖本题为“晋平侯陈寿史传,后学罗本贯中编次”.所以,《三国演义》更多的是史之实录,在实录的基础上又掺以虚构,故章学诚以“七分实事,三分虚构”（《丙辰札记》）评之.一百二十回通行本《三国演义》虽然经过清人毛纶、毛宗岗父子的再加工,但基本上与罗氏原著一致.
《三国演义》在史料基础上直书善恶,以寓褒贬.对君不君者,直记之.小说开篇记述东汉末几代帝王“禁固善类、崇信宦官”,后对懦弱的傀儡帝王汉献帝和昏庸无能的刘禅也直记不讳.对臣不臣者,亦直记之.对与汉室有宗亲关系的刘璋、刘表,以及有功皇室的四世三公的后裔袁绍,亦直记其言行,并借曹操之口,以“虚名无实”“守户之犬”“干大事而惜身,见小利而亡命”诸语讥评之.尤其是对曹操的攻徐州屠杀无辜、缺军粮“借头示众”、忌恨杀杨修、借刀杀祢衡、囚杀华佗、赐死荀彧等恶行败德,更是笔笔直书之.在众史书基础上的直书,并非简单照录,而是有所拣择的.如曹操杀吕伯奢一家,此事有不同的记载.《三国志·魏书》载曰：“伯奢不在,其子与宾客共谋劫太祖,取马及物,太祖手刃击杀数人.”[23]（P4）《世说新语》①记云：“太祖过伯奢.伯奢出行,五子皆在,备宾主礼.太祖自以背卓命,疑其图己,手剑夜杀八人而去.”东晋孙盛《杂记》记曰：“太祖闻其食器声,以为图己,遂夜杀之,既而凄怆曰：‘宁我负人,毋人负我！’遂行.”[23]（P4）对这三种不同的史实性记录,罗贯中弃《魏书》而取《世语》《杂记》,并做了综合,以突出合乎曹操性情实际的“宁教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残暴利己信条.对君君者、臣臣者等明君贤臣,亦多直书之,前贤多有述论,这里不再赘举.
《春秋》是史书,须直书演义； 《三国演义》是小说,在直书外可以虚构,所以在虚构性叙事中“贤贤贱不肖”也是《三国演义》的重要内容.《三国演义》中的虚构多不是凭空杜撰,而是有史实的成分.如三顾茅庐之事,《三国志·诸葛亮传》仅记有“凡三往,乃见”几个字,诸葛亮在《出师表》中也只以“三顾臣于草庐之中”一句话言之,但《三国演义》在第三十八回中用了不小的篇幅来写此事.先写诸葛亮因外出游览和访友而使刘、关、张两次扑空,并细写刘备三人三往隆中所见的景物和所遇的高人隐士,这样不但使小说情节曲折生动,而且更烘托了诸葛亮的卓特超群.②再如火烧博望坡一战,《三国志·先主传》记曰：“先主设伏兵,一旦自烧屯伪遁,惇等追之,为伏兵所破.”[23]（P731）据此记载,可知博望坡之战的谋划兼布兵者是刘备,而不是诸葛亮.在《三国演义》中,此战却成了诸葛亮的初试锋芒之举.再如“张翼德怒鞭督邮”一事,《三国志·先主传》记曰：“先主求谒,不通,直入缚督,杖二百,解缓系其颈着马柳.”[23]（P728）可知,“鞭督邮”一事原属于刘备,但罗贯中根据人物性格的需要,却将此事置于张飞身上.再如华佗为关羽刮骨疗毒一事,《三国志·关羽传》确有记载：“羽尝为流矢所中,贯其左臂,后创虽愈,每至阴雨,骨常疼痛.医曰：‘矢镞有毒,毒入于骨,当破臂作创,刮骨去毒,然后此患乃除耳.’羽便伸臂令医劈之.时羽适请诸将饮食相对,臂血流离,盈于盘器,而羽割炙引酒,言笑自若.”[23]（P785）但《三国志》未载为关羽刮骨疗毒的是谁.建安二十四年关羽在围樊城之战中被毒箭射中,华佗早在建安十三年前就被曹操杀了,《三国志·方技传》载,在曹冲病亡时（建安十三年）曹操还悔叹自己的这一过错：“吾悔杀华佗,令此儿强死也！”[23]（P668）按史书记载,为关羽刮骨疗毒者绝非华佗,但罗贯中却将为关羽刮骨疗毒一事置于华佗名下,使两人之事迹互相映衬,相得益彰.
除了有史实成分的虚构,《三国演义》中还有不少纯虚构叙事.如小说为突出贤相诸葛亮运筹帷幄、神机妙算的能力,虚构了草船借箭、设坛祭风、智算华容、 五丈原禳星、定军山显圣等故事情节.诸情节在史料中均无记载.小说脱离历史实际的想象性虚构不但有助于人物的典型化,更可以把人物理想化、甚至神化.《三国演义》不是现代小说理念下的写作,而是承载着传统文化理想和追求的写作,所以,单就诸葛亮而言,其不仅仅是典型化的人物形象,更是小说运用大量虚构之笔进行理想化兼神化的人物形象.
罗贯中在直书见善恶之外,又通过虚构寓以褒贬,这既是对《春秋》叙事之不足的弥补,也是对《春秋》叙事之旨的升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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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潘文竹
Spring and Autumn Annals and Romance of the Three Kingdoms
ZHOU Yuan-bin
JIANG Yue
( School of Liberal Arts, Qingdao University, Qingdao 266071, China )
Abstract: Romance of the Three Kingdoms by Luo Guanzhong shows his ambition of being a king. Although written in vulgar language, it is an ideal book imitating the Spring and Autumn Annals. An account of the Shu Kingdom lets people know that "legal successors of the throne should be supported while usurpers executed." "Loyalty, filial piety and integrity should be upheld while disloyalty, corruption and treacherousness condemned."
Key words: Spring and Autumn Annals; Romance of the Three Kingdoms; narra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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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演义》周瑜艺术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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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纸书出版案例分析（一）：《写给孩子的中国文化经典三国演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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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演义》的生命力
两千年来,天变,地变,国变,人变,沧海桑田,无不变的事物,然而构成社会相生相克,此消彼长,强弱转换,进步退化的关系总则,好像并未变,至少未大变； 或形式变, 而实质未变； 或语言变口号变, 而内容未变.
关羽为什么偏偏爱读《春秋》？
关羽喜欢读春秋这件事,三国志·关羽传里没提 但裴松之的注释里,已经引用江表传说“羽好左氏传,讽诵略皆上口 ”江表传是西晋的作品,写成的年代,比三国志也晚不了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