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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去望一次弥撒
我想我来得早了,这个天主教堂才恢复不久,还没有管风琴,没有唱诗班,再过一两年吧,应该有的,它都会有.
第一次走进这里,我坐在中间靠后的位置上.一个对天主教堂陌生的人,想象就这些了,不能再多.世界上许多国家的小说和电影里都有弥撒,管风琴和唱诗班像诗意一样到处弥漫.但这里是在中国,可比的因素不多,天主教堂以后会有管风琴和唱诗班吗,我不清楚.
弥撒仪式正在进行.看了一会儿,我的心静下来.
不再想其他的事情.
现在到了唱弥撒歌曲的时候.
有人先唱了一句,其他的人就跟着唱起来.坐在我前后左右的人都唱起来,没有伴奏的合唱声音,把我包围在他们中间.他们用一种我听不懂的外语在唱,那调子平和、亲切,开始述说他们自己的事情,比如温暖的家、窗台上的花朵和日常的生活.然后他们说到了自己的感受,一种喜悦的心情,像晒着阳光的暖风,渐渐向上升起.那也像他们的合唱,从大厅每个座位上升起来,抵达教堂穹顶之后,再从四周环绕下来,与你先前听到的形成和声.
你不知道这首弥撒歌曲的名字,也不知道它出于哪位音乐家的写作.但它适合现在唱着它的这些人,这些没有受过合唱训练的人.谁的声音高了一点,谁的声音有些沙哑,谁的声音提前结束,谁的声音拖后了一些,都不会影响这首弥撒歌曲的表达,却让它更加丰富,增加了一次又一次让你心动的机会.再过一会儿,你的心就要被它打动了.
一首歌唱了很久,看样子还没有快要结束的意思.
这时,你听到整个人群都激动起来.他们好像要把正在下坠的某种东西托住,再让它升到高处.这样反复了几次,他们累了,在一句歌词的高音处再也攀不上去了.
他们的声音终于停下来,还有一些余音,也要消失了.
忽然,一位老年女性的声音出现了.她拼尽了最后的力气,她有些战栗、有些嘶哑、有些胆怯的声音,就从刚才停下来的位置上,飘飘荡荡,摇摇晃晃,一路艰难地升上去,一直攀到了不可思议的高位.
就在此时此地,一切都不可思议.你会觉得,在你这一辈子里,这样的场景只能出现一次,不可用言语解释,不可以重复获得.
我是在1981年深夏的一个午后,偶然走到大连天主教堂门前的.
守门人五十多岁,中等身材,身躯粗壮,特征最突出的是一张脸,方方正正的,这让他的整个头部都显得方正了,让人见过一次就难以忘记.
在大学同窗刘兴雨的记忆里,长久地记得那座天主教堂.“有一次我们路过天主教堂,和在阳光下沐浴的老教徒们攀谈起来.”刘兴雨在他写于1988年的一篇散文中写道,“教徒们虔诚地对我们说起耶稣,老董则大谈马克思、人造卫星,双方都很愉快.”
那次与守门人愉快的谈话,用去了我们一大段时光.守门人谈了关于耶稣的很多话题,我则用历史、哲学、科学方面的事情与他交流.实际上,用一些看似不相容的话题,激发对方谈出更广更深的内容,这是我喜欢的一种对话方式.如果碰巧遇到的是马克思的信徒、人造卫星的信徒,我也会与他们谈耶稣和释迦牟尼的一些事情.
谈话中我们知道了,大连只有这一座天主教堂.在前些年里,神职人员被赶了出去,教堂成了一家工厂的仓库,这还算幸运,没有更多地破坏它的外部和内部结构.就在半年多以前,仓库里的东西都搬走了,教堂又成了教堂.
他还说起不太遥远的一件事.三十年代,日本侵略军全面占领东北以后,几乎所有写着“中国”字样的牌子都换了,只有教会不用看日本人的脸色,还挂着“中国教会”的牌子,直到“二战”结束,日本人无条件投降.
当守门人谈到这件事时,我可能犯了一个错误,没有向他询问这种说法的来源,有没有书籍和资料证实.我应该问清楚,这样的话,以后在自己的文字里写到这件事,就有了确切依据,不属于道听途说了.
接受了守门人的邀请,在一个周末,我们去天主教堂看了弥撒仪式,听到了那首近乎天籁的合唱曲.
天主教在中国的历史,有很多可读资料,放在你不容易看到的地方.
我只是零零星星地读到了一些.
在我出生的一百年前,也就是1855年,有位中文名字姓毕的法国神父乘船前往东北.没到港口之前,船只被海盗袭击,神父被扔进海里,不幸遇难.此外,在1886年到1888年这几年间,东北地区先后有三位主教或者受到袭击,或者遭遇疾病,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接下来是义和团,随着清政府的排外政策日益泛滥,到这场运动平息时,东北地区有一名外国籍主教、六名外国籍神父、三名中国籍神父、两名法国籍修女、一千多名中国籍教友遇害,众多教堂与教会医院、教会学校几乎全部被毁.
前面说到的外国籍神职人员,大多是法国人.据说,他们是最早进入中国东北的传教士.后来则有1918年,美国的玛利诺外方传教会派出的第一批传教士到达中国广东省.他们在二十年代进入中国东北,并且在1926年建了大连天主教堂.那时的大连,还是日本租借地.
还有,不同国籍的传教士遭遇不同.“二战”中的1941年,美国对日本宣战以后,日本侵略军把美国传教士们抓进了集中营,“二战”结束后才获得自由.到了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中国与美国又成了敌对国,中国大陆上的美国传教士大部分被当成美帝国主义的间谍,关进监狱再驱逐出境.
其中一名叫福尔德的主教在狱中失明,并在中死去.另一名叫华理柱的主教的时间最长,他被判处有期徒刑二十年,直到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前夕的1970年,出于改善中美关系的考虑,七十九岁的华理柱才被提前释放.
华理柱九十岁那年于美国去世,去世的时间是1981年7月底,差不多就是我在天主教堂里听弥撒歌曲的时候,这纯属巧合.
人不能死无葬身之地
我跳上一辆公共汽车,坐到离山最近的车站,然后跳下来.有山的地方,不一定有风景,但每座山都有自己的故事.
现在我脚下的这座小山,离辽宁师范学院只有几公里.一棵矮小的松树旁边,有个中年人告诉我,只有他知道,这座山以前的名字叫大佛山.
小时候在它的山脚下玩,他说,那里有大石佛,几个人高,手掌是伸开的,小孩子能躺上去睡觉.顺着一条河沟走,能走到老毛子兵营.
他说的“老毛子”,指的是俄罗斯人.大连的历史我知道一点.我到大连读书的1979年,大约是它建市八十周年.那些年,它因为旅顺军港而著名,被俄罗斯人与日本人轮换着占据,合起来,超过了三分之二的时间.
他说,后来大石佛没有了,被人毁了,这里就不叫大佛山了.
现在,这座山叫什么名字？我问.
没有正式名字,都管它叫南山.他回答.
我慢慢向前走,想找到老毛子兵营.边走边想,叫南山也挺好,如果在附近找间房子住下,篱笆里面种些菊花,这样的话,采菊的时候就能看见南山了.
转到山那边,看见草木茂盛的一处山坡,树木也比别处高大,走近了看是片墓地,用砖墙围着,门口挂了牌子,原来是大连烈士公墓.
那是个春日,四月的清明节刚过,有三两处桃花,在墓地的角落里准备开放.我一个人在其中走走停停,度过了一段午后时光.
在看到最后一排墓碑之前,想起了我爹.
我爹活到五十八岁,1977年去世.一家人都在发愁,去哪里安葬他的骨灰呢？回辽中县农村老家安葬吧,土地都是国家的,早没了祖坟的位置.在鞍山附近安葬吧,鞍山只有一家公墓,叫革命烈士陵园,我爹的身份够不上它的标准.民间公墓是没有的,被当成封建社会的残余清除了.这有些怪异,从中国的秦始,可能就不是封建社会了.在我的城市里,数不清的逝者的骨灰寄存在火葬场里,年复一年,积满灰尘,从地面直抵天棚.
后来还好,我们兄弟几个趁着明月之夜,把老人家悄悄安葬在城市东部的山里.
那样做是不合政府法规的.如果被替政府工作的人发现,或者砸碎墓碑,或者强令迁走.就在刚刚过去的这个清明节,我的哥哥们,以及不得不违规埋葬死者的后人们,敢去那里扫墓吗？
我的心里挺不是滋味.
这几天正在看一个剧本,法国人萨特的《死无葬身之地》,有几个游击队员,第二天要被处决了,它的内容与我现在看到的场景没有任何关系.我在电影里看过,法国人的公墓很漂亮,去世的人体面地下葬,有玫瑰花瓣撒在棺盖上面.萨特喜欢共产主义,在我出生那年还来中国游览,他知道中国的革命与法国的结果不一样,比如,只有革命者去世后有墓地,其他人都死无葬身之地吗？
我在设想一种新的公墓,面对所有的人开放.也许,它在中国要在十年之后,也就是上世纪九十年代才会出现.
烈士公墓最后一排的后面,有一块空地,去年的枯草没有清理,今年的新草又长出来,风过之后露出几块墓碑.它们倒在地上,已经残损,看上去有些凄凉,有些萧索.
我蹲下来,拔一把草,擦一块残碑上的泥土,模模糊糊、断断续续地读出上面的字：——参加革命——牺牲——年仅十五周岁——
再多的信息没有了,包括他的姓名、出生地、死亡地,以及我还想知道的一切,包括他是怎样死去的.
一个星期之后,学院搞了一次征文比赛,我也参加了,写了一组诗歌,《清明,在烈士公墓中》.没想到的是,第一次写诗歌就获了奖.
其中一首描述了关于公墓的新设想,基本上是在烈士公墓想到的那些,但没有说到我爹的去世,虽然那是我写作那组诗歌的主要动力；也没有说那个叫萨特的法国作家,我不敢用“死无葬身之地”那样强烈的词语,来评价我所在的社会里的人,那太刺激了.
我比较平静地想象,在未来的公墓里,可以容纳每一个逝去的人,比如那些普普通通的老者,他们带着担惊和恐惧的神态,度过了苍白的一生.比如那些母腹中坠落的小生灵,“碑上留一只洞,做他们好奇的眼睛”,我自己觉得这是写得比较好的一句.还比如敞开胸怀容纳每一个人,包括那些被称为“敌人”的人.
写下那首诗歌的时候,我还不知道,在大连的旅顺港,还真有一个这样安葬“敌人”的公墓,俗称老毛子墓,算起来是中国境内最大的外国人墓园,有我在电影里看到的国外公墓的格局和情调.日俄战争那年,日本人打跑了俄罗斯人,把死去的敌军将士葬在俄罗斯人的公墓里,表示他们对死者的尊重.
还有一首,是写那个十五岁死去的小兵.因为是文学创作,允许虚构,我把他写成了十六岁.
十五岁太小了.战争之中,孩子们应该受到保护,避开战火,活到最后.这在古代的时候,无论是中国外国的战争里,都是理所当然的事情.让未成年人参加战争,是现代成年人的一种恶意.但是,因为我在那首诗中的抒情,是写给一个小兵的,实在没法把他写成十八岁.
初次写作,我像一个成熟的写作者那样,在诗歌里完成了对他生命的关心.甚至从人性的角度,关心到他死后的事情,“家中父母健在么,弟兄衣食如何？可有姑娘等着他,夜夜烛炬成灰？”
可以说,那组诗歌显示出我的思辨和想象的能力,在中国那一代年轻人里是优秀的,但在诗歌需要的直觉方面,还有很大的障碍.
接下来我成了辽宁师范学院的文学社的成员,几个月后又成了校园文学杂志《新叶》的诗歌编辑,关于这份在我们手里变得很了不起的学生刊物,后面我还会认真地讲述有关它的事情.
我知道,我的抽象能力胜于具象能力,其实挺适合搞一些学术研究,做个不错的学者.但读了一年多的中文系,我还没有找到我的方向.刚读中文系时我想过,如果哪一位老师在人格和学术上都可以做我的楷模,我就在他教授的那一门课程上面发展.在那一年多里,我也遇到了几位让我产生敬意的老师,但他们还不是我的楷模.接下来渐渐发现,每一门课程里都有很多谬误的东西,它们是一种社会需要,并不允许学者去改正它们.
比如说,研究文学史的许多第一手资料,在这个国家并不对学者们开放.我们大学的一位老师能从海外搞来某作家的资料,写出论文发表,就成了全国范围内研究某作家的顶尖学者.这让我有些寒心,看不到学术研究的前途.
这样一来,就不得不沿着诗歌写作的路子走下去了.这对我不是一件太好的差事.在对于许多事物的认识上,我常常有一份特别的清醒,而在写诗的时候,需要的往往是它的反面,一种模糊的感觉和表达.
承认和承担罪行有多难
现在我正在一列动车上,走到车厢连接处,那里暖和一些.
我的身体还好,但我感觉到车厢里空调很凉,就离开了座位.出门在外,我可不想感冒.我还看到人们把能找到的衣服都穿上了,或者盖在身上.但是,这时正是夏天里的七月,没有人会带一件厚衣服.
这样的场景我见过不止一次.我也曾多次找过列车员,请他们把车厢里的温度调高一点.
离我身边不远,有个生病的男人冷得发抖,他走过几个车厢,也找到这个地方,靠在餐车门口.他很虚弱,病得不轻.他的女人找过列车员,可是,车厢里还是很凉.
那女人找到自己的一件花衣服,给男人穿上了.在一个多小时里,男人呕吐了两三次,都是女人蹲下来,把他脚下擦净.
这情景让人难受.但我站在一边看着,帮不上他们.
后来我在餐车里打开手机网络,搜索新闻.快到终点时,一个列车员走过来,悄悄对另一个列车员说,那边几节车厢的空调开大了.另一个列车员露出无可奈何的表情.他们也曾根据旅客的反映,一会儿调高,一会儿降低.他们也不想把空调开大,可是在这炎热夏天,有人中暑就糟啦,那可能会有很大的麻烦.
我在以前想过,怎样合理控制列车上的温度,不会是人类解决不了的难题,看看世界上别的国家怎样做的,学一下不就行了吗？即使不能照搬国外的经验,找些国内专家来,坐在车上体验几天,他们可能发现点什么,比如换一下车厢内温度探测器的位置,比如调整输送冷风的速度,等等.
即使专家也找不到解决办法,列车还可以学飞机和游轮上的方式,为怕冷的旅客提供毯子,不能免费就付费租用,也都可以.
在列车到达终点之前,我读完了一篇挺详细的新闻报道,里面说到1981年的一件事情.
四川某县农村,1981年底的一天,22岁的已婚王女士,从地里回来,在自家院坝看到两个男人,其中一个姓陈,是她读小学时的老师.
陈老师说,“那次你走了,他们说我奸污你,把我送去劳改了,现在六年满了,一直在申诉.”
“没这个事！”王佳芬说.接下来,那个与陈老师同来的证明人就照着王女士说的写了一张纸,然后让她确认.王女士看了看,表示认可,按了指印.
过了一年多,有人来找王女士,问她那个陈老师提供的材料是不是她的意思,又威胁她,如果陈某某当年是被冤枉坐了六年牢,那她也要坐六年,因为当时是她冤枉了陈某某.王女士怕了,不敢承认陈老师提供的材料是她的意思.对方给她做了笔录,走了.
以后王女士也没敢去打听这件事.她不知道,这一次陈老师又被判刑三年,理由是“伪造证据,进行翻案活动,已构成拒不执行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罪”.
那篇文章就是这样写的.其中有个地方,在又被判刑三年之前那六年,陈老师是被判刑还是劳改,说得不清楚.这种疏忽可以理解,文章的采访对象是王女士,要尽可能多地保持王女士的说法,而一直在农村生活的王女士,也许弄不清判刑和劳改的区别.
看文章的意思,陈老师的前六年是被判刑的.
我还理解这篇文章,为什么没有以陈老师为叙事主体.陈老师从三十岁开始,两次入狱,总共九年,还失去了公职和退休金,但他的申述直到年过七十也没结果,这在世界上算作新闻,在中国不算,因为中国人对这样的事情早已不去关心了.
于是,这篇报道以《女子冤枉老师奸污致其坐牢九年：我内疚了四十一年》为题,用意是好的,企图引起人们的关注.
用意挺好,人们就会关注吗？
一个人,不光是蒙冤入狱或送去劳改才算受苦.牢狱外的王女士,顶着一项与老师通奸的污名,这一辈子也很苦.
这都缘于她小学毕业那年,十六岁,那一天她白天去庄稼地里干活,晚上去了学校,进了陈老师宿舍,打听毕业后能不能被学校推荐上初中.没想到有四个民兵冲进来,把她和陈老师绑走了.
这篇报道没有解释它使用的一个名词,区公所,也就是把那个农村女孩绑去的地方.只有上了年纪的人才知道,区公所为县或市政府的派出机关,其行政地位介于县和乡镇之间,也就是说,它是介于县城和乡镇之间的一级政府.
她的手反捆到背后,接受区公所妇联李主任的讯问.李主任坚持要她承认与陈老师有男女关系,她坚持要去医院检查证明自己是处女.几天以后,李主任变得严厉了：“陈某某都交代了,你还不交代？”、“你再不说,就把你捆起来游街！”、“那你说跟陈某某有没有男女关系嘛,没有就把你关起来！”
游街挺可怕,坐牢也挺可怕,她于是承认跟陈老师发生关系.区公所当天就放了她.父亲接她回家的路上,她想投水自杀.父亲把她拉住,她就哭：“你让我死了算了,回去见不得人了！”父亲说：“你管他的呢！你还不是没有办法,他们又不给你检查！你是冤枉的,我们晓得,你死了这辈子都不能翻身！”
在记者采写这篇稿子之前,王女士在一个干休所里找到李主任.李主任挺爽快,愿意为当年的事情作证.
李主任表示：“当时的历史背景下,为了配合运动和工作需要,在无任何证据下,迫使王某某签字认可与陈某某有不正当性关系的作为,是出于无奈.”
这名退休官员的话,应该是真的.当年的陈老师被判入狱前,除了“奸污女学生”,还有投毒罪等罪名,但那些罪名没有证据坐实,只有“奸污女学生”一项,搞到了女学生的签字承认.
可是,这名退休官员说的“配合运动和工作需要”,是什么意思呢？
什么样的运动,什么样的工作,会故意把一个无罪的人送进监狱？什么样的区公所,什么样的法律,需要在一个无罪的人翻案时再次把他送进监狱？如果陈老师是无罪的,那些“配合运动和工作需要”而制造冤案的人是有罪的吗？或者说,那些“运动和工作”本身就是有罪的吗？
1981年的事情,以及此前1975年的历史背景,都因为年代遥远而模糊不清.可是,陈老师一直在申述,在他四十岁、五十岁、六十岁、七十岁的时候都在申述,他的冤案却得不到纠正,这就把相距遥远的时代,重新拉回到我们的眼前.
对于个人来说,要他承认一项罪名、承担这项罪名的后果,其实不难,给他的压力够大就可以了.但对于某些公权力来说,这显然要困难得多.
还有,采访王女士的那篇报道,说到这样一件事：
在那个农村女孩被迫承认与老师通奸后,“奇怪的是,很多人来介绍相亲”.后来她才明白过来,原来人家是认为她这样有了污名的人,“不需要彩礼,想讨个便宜.于是所有相亲的,都被她无一例外地拒绝了.”
这件事,也把那个年代和那个年代里的国民,拉回到我的眼前,一下子清晰可见.
三十六年时间有多久
战凯长得稍白一些,稍瘦一些,戴着近视眼镜.他到辽宁师范学院中文系读书的1981年,戴眼镜的大学生还不多.这没什么奇怪的,他们在一场为期十年的革命运动中长大,只能读到几本政治读物,字体很醒目,累不着眼睛.到了中学时候,书店里有其他图书可以买了,图书馆残留的书籍可以借看,才有人戴上近视眼镜.战凯的成熟感,就在他那挺大的黑框眼镜上显露出来,像是多读了一些书,或者比其他同学大两岁.
战凯拿着一个练习写作的本子找到我时,我正在校园文学刊物《新叶》当诗歌编辑.他跨进大学校园之后,写了六七首诗,都很短.
战凯的《门》只有几行：如果只是站着看/那它永远是关着的/要想进去/必须推.
战凯还有一首诗写给捡垃圾的老妇人,稍长一点.因为他有一些事情要问那老妇人,你的家在哪儿？你有亲人吗？你希望得到什么？你又为什么得不到这些,像一个普通人一样？这当然算不上深刻,但看得出,他那时有了初步的人文关怀.
战凯的诗先后选了几首,在《新叶》上登了出来.其中一首是：
在雪地上
我用脚
小心翼翼地
踩出个“人”字
在生命中
我用血
战凯这首诗,长久地留在一些同学的记忆里.那是因为在1983年,又有一场政治运动到来,《新叶》文学杂志被当作有政治错误的刊物.那一年我们七九级学生毕业离校,八一级的战凯接任新叶文学社社长,来自的压力就转到他那里.列举《新叶》有政治错误的诗歌里,就有战凯的这首.
前面这几段文字,开头的几个字都是战凯,这并不是故意的.我想写这篇文字时,脑子里一直想着战凯.
前面忘了说了,他从鞍山考上大学,是我的同乡.
有一个假期,他到我家来,说当地电视台正在征集电视剧本,想和我一起写个剧本.
在我们看来,电视剧与电影很相像,都是描述人物的命运,在刚刚过去的一段年月,可以写的事情太多啦.
我们先想到战凯的一个叔叔,1949年前在政府军里当兵,后来那支军队撤退到台湾岛.隔着一片海,他与家人分别了三十多年.就在不久前,两岸关系好转了,叔叔可以回大陆探亲.我们可以写一写这件事,包括其中的一个有趣的细节.叔叔想带一台电视接收机当作礼物,到了香港后,听人说内地这边很穷,百姓用电都没有,就把那东西卖了,买了打火机使用的火石,一包一包,很多很重,背着回家,然后知道这边需要的正是电视机,不仅卖价高,而且买不到.
最后那个剧本没有写他.但我们写了类似的事情,也是因为一场战争的原因,一个身份卑微的人经历了许多年苦痛,开始有了转机.考虑到当地电视台不会有很多资金,剧本就省略了战争,从战争以后开始.
后来回想起来,那是一次非常顺利的写作.
我们先确定这部剧的长度,从第一集到第七集各有什么内容,剩下的事情就简单了,一个人动笔写,一个人喝茶水；累了,再换一个人喝茶水,一个人动笔写,三四天就把七集连续剧写完了.让我特别愉快的是,我与战凯的语言习惯十分相像,几乎看不出是两个人的文字.这时我才相信,战凯一定是读过很多书,才会有成熟的文笔,像水一样流畅.
电视台留下剧本,没有投钱拍摄,剧本也一直没还给我们.这件事的一个直接作用,是战凯毕业两三年后,想从他任职的一家学校去广播电视局工作,广播电视局的局长马上就答应了.接下来战凯又想去一家政府机构没能办成,那位爱惜人才的局长说,政府不要战凯,我们还要.十多年之后,有线电视台一位老主任退休,还是那位局长说,我们把董学仁调来.可见那部未拍的电视剧,确实有它良好的初始影响.
战凯结婚那天,外市赶来一些大学同学,热热闹闹,喝酒聊天.虽然是与战凯同年级的,有几位也与我熟悉.
他们毕业前后那几年一直写诗,带着上升的力量,诗歌的直觉很好.他们还组织了一期名为《宣泄》的诗歌合集,参与者自选作品,自拟小传,钢笔抄写后附上照片,复印成册.受他们邀请,我也参加了,大约是他们年级之外的唯一作者.那本诗歌合集我很喜欢,搬家时也不会扔掉,但我现在离家的距离有六七百公里,只能在下面省略一百多字,以后会再读一遍,补上对它的描述.
在大家的谈话里,曾经的大学生活和诗歌写作,只是主题的一部分,而今面临着怎样融入社会,发展自己.战凯当记者后写每天需要的新闻稿,也写诗歌和评论,偶尔发在本地报刊.可在我们这个城市,老老少少的写作者停留在逝去的政治年代,简单化,模式化,概念化,他们成为一个强大的团体,本能地排斥所有改变.战凯不能融入,只能远离,个人写作越来越少了.
喝了半天酒,话说得差不多了,战凯的同学要去火车站.他们遇到的文学环境,也与战凯遇到的相似.我应该持续只属于个人的写作,在很深很纯洁的寂寞之中留守,他们比我年少,早点离开文学这条路也挺好,可以让自己轻松一些,舒畅一些,自由一些,富足一些.这其中的每一项,都更合乎一个人的天性.
文学好像一个坑,跳出来是容易的.
文学还像一个梦,醒来也是容易的.
他们走了,我一个人在战凯那里又聊了好久,就好像那是我们最后的长谈.后来到了晚上九十点钟,才觉得那是人家的新婚之夜,于是赶紧告别.
回到自己家里,发现带给他的新婚礼金,还在我的衣袋里,忘了送给他.
接下来是一些年月,不声不响,掠过身边,没有什么让人惊觉的事.二十一世纪就要来了,也不能让人有几分激动.
战凯就是在这时候去世的.夏天里的一个周末,6月13日,他的酒喝多了,脑血管因为太大的压力而裂开.那一天正是他的出生日,据说那次喝酒与他的生日无关,与他工作上一个正常升职有关.还有那一年他三十六周岁,按东方国家的民间说法,他的本命年.
在他去世三天前的中午,我在广播电视局食堂见过他,一起排队打饭,还顺口聊了几句,没想到那就是永别.
他的灵堂就设在他结婚时的住处.走进那间屋子,还是结婚那天的摆设,家具没有换,地面油漆褪色了,没有刷新.这让我忽然就愣住了,回到了十几年前的时间.
屋子外面搭了一个灵棚.我和几位同事没有走,为他守灵.
那个夜晚,我体验到两种感觉,一是什么叫作心酸,那与心痛完全不同；二是什么叫泪水长流,止也止不住.
（责任编辑：李璐）
括而言之，上述文章是适合自传和一九八一和公传论文写作的大学硕士及关于自传与公传本科毕业论文，相关自传与公传开题报告范文和学术职称论文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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