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十七年文学中的女性知识分子形象,该文是十七年文学相关本科论文开题报告范文和知识分子和十七年文学和形象有关自考开题报告范文.
十七年文学论文参考文献：
摘 要：“十七年”文学是中国当代文学中的“另类”.由于政治对文学的裹挟,文学中的女性知识分子形象严重异化.女性的性别意识、性别特点被刻意隐没,女性形象成为时代政治、思想道德的代言人和传声筒.作为人的基本情感内容的爱情被涂抹上了浓烈的政治色彩.女性话语权逐渐丧失,进而成为男性形象的陪衬和点缀,成为被改造、被教育的“被观者”.
关键词：“十七年”文学；女性形象；知识分子；社会政治
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1949—1966的文学被冠以“十七年文学”的称谓.这是一个特殊的历史阶段.在文学上,由于过分强调“工农兵”叙写和政治宣传功能,使文学逐渐成为政治的传声筒,阶级论成为文学创作的唯一思维方式和准则.女性知识分子形象在这一时期的小说中尽管也有塑造描写,但已经严重异化,女性知识分子的性别意识隐没,性别特征淡化,爱情成为禁忌,或被政治裹挟.女性知识分子的形象只是被教育、被改造的对象,成为男性形象的陪衬和点缀,已经失去了其作为女性的审美特征.
一
就像兰瑟所说:“任何一位女性作家都会对权威机构和意识形态持有双重态度.”[1]“十七年”这个特殊时期,就连女性作家都在尽可能地进行着“仿男”写作,因此,我们今天看到的那个时期的小说所塑造的女性形象高度相似,男女作家没有明显的性别辨识度.
“十七年”文学中的女性多是以女英雄的形象出现的,女性知识分子形象在文学作品中较少出现,仅有的一些女性知识分子形象,要么是极力向女英雄这一方向靠拢,要么是被贬斥、被改造、被批判的对象.这一时期的作家文学观念极具政治化色彩,在他们的笔下,女性知识分子被赋予了一系列与知识女性趣味迥异的“身体”和言行特征,这不仅表现在工作中与男人齐头并进,而且在衣着打扮上也是偏男性化的,有的甚至在言行举止上也在模仿男性,内在、外在都被男性化了.《红日》中的华静“老是飘飘忽忽碍眼打脸的头发,给兰布条儿管束在脑后.脖子里系着本地出产的一条青布面巾.显得乌光发亮的驳壳,斜插在围扎着黑布带的腰间.”[2]这种英姿飒爽的武装打扮是那个时期女性的普遍性装扮,她们留着短短的头发,穿着朴素的衣服.《红岩》里的江雪琴,她在党内担任着重要的职务,带领年轻的一代走向革命,她给成岗的第一印象是老练和成熟,使得成岗对这个见面还不到半个小时的领导肃然起敬,信任感倍增.一般情况下,“老练”一词多形容男性,江姐被这样形容多是因为她像男性一样的气质得到了别人的赏识和尊敬.
“十七年”文学中女性的异化还表现在对女性道德的统一规范上.在这一时期的小说创作中,女性知识分子都会给人以淳朴、贞洁的印象,多受褒奖,是思想先进、受人尊敬的女革命者.而那些身上带有小资情调的女性形象则不受待见,视为另类.女性本性中的柔美,甚至美貌,不但不会给女性形象加分,反而成为贬低女性的代名词.小说《在悬崖上》中“我”对妻子的初次印象是：她短发头,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浅蓝色衬衣,是个挺端庄的姑娘.之后我们顺其自然地相恋结婚,在婚后的生活中妻子一直扮演着一个政治启蒙者、引导者的角色.在“我”提议买个带弹簧的双人床时,妻子却说木板床也可以；在“我”提出买个大理石台灯时,她说灯大气、实用就好.为了纠正“我”不爱读政治书的坏习惯,她要求“我”每天晚上都得念政治书给她听,妻子的生活作风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我”：在工作中,“我”一改以往华丽奢侈的风格,设计出风格朴素明朗的作品,并受到领导的表扬；“我”身上的资产阶级作风也逐渐被纠正、摈弃,我们生活得很幸福.然而这种幸福却被加丽亚的到来打破,加丽亚是个美丽、开朗而且很时髦的女性,她一出场就吸引了所有*志的眼光,引起了各种骚动.在和加丽亚的相处中,“我”对她着迷,开始回避妻子,抵触回家,甚至产生了离婚的念头.在工作上,“我”的设计风格比之前更倾向奢侈风,被领导批评,最后“我”的爱恋被加丽亚拒绝时才幡然醒悟,且悬崖勒马地回到妻子身边.在文本中,借“我”悉力表露了“我”妻子身上所具有的种种美好品德,而加丽亚却被塑造成一个破坏别人家庭幸福的“第三者”形象,她年轻漂亮、浪漫、爱跳舞,受到无数的追捧,却不愿过早被婚姻束缚,但当这些男性的希望一个个落空后就开始散播谣言,说她在感情上态度轻浮,批评她“作风不正”.周围人的眼光让她感到苦恼与无奈,她无可奈何地说：“在咱们这儿做人真难,尤其是姑娘！……长得漂亮点儿又成了罪过了”[3].可见这一时期的女性,无论从外在的穿着打扮,言行举止,还是内在的道德修养,都被时代政治所规约,男权文化与的政治文化对女性形成了双向挤压,女性的性别特征模糊以至被消失,“仿男”成为她们的唯一选择.
二
爱情是文学永恒的主题,然而在“十七年”文学中,爱情逐渐成为文学中的“禁区”,即使有爱情描写,也被政治所裹胁.在长篇小说《艳阳天》中,焦淑红对萧长春有一段独白：“她不是以一个美貌的姑娘身份跟萧长春谈恋爱,也不是用自己的娇柔微笑来得到萧长春的爱情；而是以一个同志,一个革命事业的助手,在跟萧长春共同为东山坞的社会主义事业奋斗的同时,让爱情的果实自然而然地生长和成熟……”[4]从本质上讲,他们是政治命运共同体,而非世俗中纯粹的爱情.作为人的基本情感内容的爱情被涂抹上了浓烈的政治色彩,这显然是对政治的一种变相歌颂.
在“十七年”文学中,爱情是依附于政治而存在的,这种依附一方面是爱情与政治的同步发展,即爱情的产生是由于对政治的热爱,是在政治道路上随即产生的.在长篇小说《青春之歌》里,政治话语对个人话语的压抑在林道静的爱情中得到了更鲜明的体现和表达,林道静的爱情史实际上就是她的革命政治史.她逃离家庭,打破了传统妇女依托男性成为附属品的命运,而当在革命的道路上所遇到的三个男人逐步介入她的生活时,其最终的价值观已悄然形成.逃离权贵无助的她选择投海自尽,却被“诗人兼骑士”的余永泽搭救,然而在国家、民族等伟大事业面前,属于私人化的情愫已变得不值一提,只能让步.与此同时,人卢嘉川作为林道静人生路途的启蒙者,使得她一步步靠近革命.这时候的余永泽在她眼里就是一个自私又无知的个人主义者,价值观的背驰必然会导致两人道路选择的差异性,作为代表女性知识分子的林道静顺理成章地会远离像余永泽一样的个人主义道路.作为革命启蒙者的卢嘉川自然而然得到林道静的爱慕,但这种爱慕随着卢嘉川的被捕牺牲而无果而终.江华的出现,给林道静带来了更为深刻的影响.倘若卢嘉川给林道静带来的是思想上的启蒙,那么江华却带领林道静从事革命工作,江华成为她心目中的英雄.尽管她清楚自己并不爱他,但当江华向她表白时,她觉得：“真的,像江华这样的布尔塞维克同志是值得她深深热爱的,她有什么理由拒绝这个早已深爱自己的人呢？”[5]在这里,革命与爱情已经水火不容,在政治面前,爱情黯然失色.
当然,也有小说对政治与爱情的关系做了尝试式的“和解”处理,但最终结果还是爱情臣服在了政治之下.宗璞的小说《红豆》中的女大学生江玫,在室友肖素的熏陶下,开始走向革命道路去搞学生运动,然而她的爱人齐虹在革命者肖素眼中却是个个人主义的落后分子,小说并没有对爱情进行简单化和公式化的处理,而是力图还原爱情原貌.尽管江玫与齐虹的某些价值观仍然存在差异,但他们在一起依然很快乐,很甜蜜,他们深深地喜欢着对方,为了参加革命,江玫不得不放弃她的爱情,然而这种放弃又不是心甘情愿的,是无奈的、沉痛的.这种困难的选择正反映了个人与政治话语之间的冲突所在,女性知识分子的选择也正是她们对政治话语的皈向.作家宗璞旨在通过江玫的故事证明爱情还是不能也不可能超越政治的.
“十七年”文学中的女性知识分子,大都失去了自主选择爱情的权利.她们只有选择一位积极向上的具有坚定的政治信仰的人作为爱情的对象,这段爱情才有持续下去的可能.爱情成为了个人情感对政治的绝对服从,正像黄子平所讲：“是信念、旗帜、屏障,是射入黑暗王国的一线光明,是社会和政治化邦的情感对应物,惟独不是爱情本身”[6].
三
用“一体化”这一概念归纳“十七年”文学的总体特征,是洪子诚先生最先加以详细论证的.在《当代文学的“一体化”》一文中,他对这一特征做了较为全面而详细的论述：“首先,它指的是文学的演化过程,或一种文学时期特征的生成方式.在20世纪中国文学过程中,“中国的‘左翼文学’（‘革命文学’）,经由40年代解放区文学的‘改造’,它的文学形态和文学规范……在50—70年代,凭借其影响力,也凭借政治的力量的‘体制化’,成为唯一可以合法存在的形态和规范.”[7]
“十七年”时期,政治语境的“一体化”导致了文学语境的“一体化”.文学的政治化、一体化特征突出,“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成为衡量文学的唯一标准.在“一体化”的政治大语境中,文学中的女性形象其女性意识和女性话语权被压抑、被剥夺,这样的女性知识分子形象必然是被异化的.《在悬崖上》里的“我”也同样被作为积极革命者的妻子所影响,逐渐摈弃了身上所沾染的一些资产阶级的不良作风.而女性知识分子不仅面临着作为知识分子所具有的困惑,还有作为女性在那个时代所特有的无奈,女性相对男性而言更具感性色彩.因此,描写塑造女性知识分子形象必然会涉及情感、等方面的问题,而在“十七年”那个特殊时期,文学少有对人道主义、感伤主义的表现.
小说《美丽》中,作为文化机关领导秘书的季玉洁,工作兢兢业业,在长时间与领导的工作相处中,对领导产生了爱慕之意,却深藏于心从未讲出,这种态度是对自己和他人的一种尊重,有巨大的贡献与牺牲精神.她顾及书记的那句“注意影响”和领导妻子姚华死前愤恨的眼神,拒绝了单身之后领导的告白.看着自己喜欢的领导组建了新的家庭,又一次选择了退让,这是一种夸张的“克己奉公”精神的具象化.作为女性知识分子的季玉洁,正常的情感需求在单方面的情感场域中无法得到满足,只能独自承受感情的折磨,导致了后期自我沦丧的颓废.后来,她全部的精力都用到工作上,变成了一个女强人.“‘为了爱情要我放弃工作,改变职业,这是不可能的！’她忽然又说,仿佛是受到什么侮辱似的,那种愤怒的神情是我没有看见过的”[8],而她的这种牺牲却获得了别人的认可,视她为道德的楷模.这一时期的女性好像被赋予了一种象征——楷模的象征.
小说《红日》中,作为抗日战地记者的华静,其形象已经不再等同于五四启蒙者的形象,而是一位对革命充满美好向往与追求而又迷茫无助的女性知识分子.梁波的出现刚好满足了她那个成为更高的革命者的需求,她无时无刻都喜欢听他关于革命战斗的故事,所讲的每个故事都让她印象深刻,难以忘记.她被梁波引导进入革命队伍,这暗示着革命队伍吸纳了许多知识分子,队伍的发展扩大,革命胜利的希望也就指日可待.在政治理性和革命话语的强势控制下,女性知识分子仍然在缝隙间悄悄绽放.
“十七年”文学中,女性知识分子形象被涂抹上了浓烈的政治色彩,呈现出单一化和模式化的特点.在“一体化”的文学语境中,女性知识分子自身的成长不是自觉、主动完成的,而是一直处于被引导、被启蒙的状态,其形象塑造也是为了凸显男性话语而设置,也因此成为男性形象的陪衬和点缀,成为被改造、被教育的“被观者”.可见,女性知识分子形象俨然成为一个时期的政治符码,而不是有血有肉的立体的“人”.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十七年”文学的弊端和存在的问题,或许也能窥探到“十七年”文学成就不高的真实原因.
参考文献：
[1]兰瑟.虚构的权威[M].黄必康,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6.
[2]吴强.红日[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59：388.
[3]邓友梅.在悬崖上[M].南昌:二十一世纪出版社,2013：127.
[4]浩然.艳阳天[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6：471.
[5]杨沫.青春之歌[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14：581.
[6]黄子平.“灰阑”中的叙述[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69.
[7]洪子诚.当代文学的“一体化”[J].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2000（9)：132-145.
[8]丰村.丰村小说选[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161.
作者简介：雷妮妮,宝鸡文理学院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当代文学.
本文结论,此文是关于经典十七年文学专业范文可作为知识分子和十七年文学和形象方面的大学硕士与本科毕业论文十七年文学论文开题报告范文和职称论文论文写作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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