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小琼《女工记》的道德指向,该文是道德有关硕士毕业论文范文与郑小琼和《女工记》和道德相关在职研究生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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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小琼的诗集《女工记》的出现,一度引发当代文坛、主流媒体和读者对于底层历史命运的重新关注.五四新文学对人的关注是面向底层问题的一个起点,事实上,文学之中的底层问题既是源远流长的历史问题,又是迫在眉睫的现实问题.郑小琼的表述与书写究竟蕴含怎样的思想意识,以至于会使《女工记》能在“底层”这样一个老问题上,再次掀起热议？《女工记》对于底层问题的思考究竟引入了什么？又突围了什么？
一、底层表述：个体的意义
在《女工记》中,郑小琼直接用女工的名字为91首诗命名,以此更立体地呈现一个个具体的人.然而,这并不是她最初的创作立意.在写作之初,郑小琼原计划是写一组组诗《女工》,依然是以群体方式呈现底层女工的生存状态,写了接近十多首之后,她断然放弃了这个写作计划.对此,她曾经意味深长地说出了改变创作初衷的理由：“当我写着‘她们’的时候,那些我接触的女工就一个个浮现在我眼前,那些真实的生活与故事不断地折磨着我,我总觉得还少了些什么”.[1]那么究竟少了些什么呢？——这是困扰写作的内心隐秘,质疑写作计划的深刻提问,也是指引写作方向的审慎态度.显然,郑小琼的感受和思想发生了转变.她体认到个人或个体命运的特殊性和差异性以及命名确认的必要性.
郑小琼对个体的尊重和关怀,映现了她带着自己的生命经验进入诗歌创作的信仰,在她写下的女工诗歌中,一个个女工的生命状态和精神状态得到活生生的深刻见证.郑小琼以女工之名命名诗歌的方式改变了女工群体统御个体的方式：柔弱无助的女工之中不乏大胆智慧者、勤劳朴实的女工之中不乏纸醉迷金者、保守胆怯的女工之中不乏为爱奋不顾身者,沉默绝望的女工之中不乏以堕落搏命一击者……那些忠贞思念下的背叛与愧意,胭脂底下的苍白与孱弱,艳丽服饰下的疾病与哀叹,嬉笑怒骂下的失落与飘摇,幼小纯洁身体下的溃烂与疼痛……在那些引发同情和愤怒的诗歌里,郑小琼将一个个流水线上统一着装、埋头工作的女工友变成一个个具体可感的女人,复活她们真正的内心世界,并且将她们不同的生活方式彼此并置、联系起来,构成关于女工生活的画卷.如果说,郑小琼是一位底层经验的叙述者,那么,作为代言人或者书写者,她与其他作家重大的差异表现在精神情怀上.她是一个真正的女工,不同于寻作突破口的作家,搜寻新闻视点的媒体人,她的写作源于内心对女工的尊重、同情和关爱.这份炽热的爱是郑小琼写作的基质,也是她思考的内部根源.
关于底层的表述,南帆曾经指出悖论性的问题：底层大众听不懂知识分子对于底层经验的表述.[2]一直以来,知识分子与底层之间叙述与被叙述的关系裂隙加深了底层问题的复杂程度.让底层拥有自我表述的能力,尤其拥有爱和对话构成的语言力量,似乎是解决这个问题的重要方法.但不可避免的质疑：这多大程度上可以担负起解放的使命,凝聚底层人心的能量,并形成撼动历史结构的尖锐一击？[3]
那么,郑小琼对女工的诗歌写作,是否可以构成对质疑的一些回答呢？郑小琼的写作源于内心对女工的怜爱.这使她一方面感同身受女工的底层之苦,一方面又能将这种深邃的感受化为一种生命行动.单纯的怜悯苍白而脆弱,只有将爱挺进生活的深处,融进艰难的思考之中,爱的情感才能形成爱的力量,成为爱的切实动力.在郑小琼看来,“正是她们的故事让我感到我们更需要尊重个体的权利与利益,不要用庞大而虚无的集体或者什么特色、国情来搪塞或忽略个体应有的权利与利益”.[4]她以女工名字命名的诗篇并不局限于还原女工生存的风险与危机,而是指向与女工个人发展相关的社会秩序和社会良知的真实状况,期许国家和社会关注每一个名字包含的个人尊严.她要将覆盖在女工生命维度的苫布掀开、撕碎,点燃文学对个体生命的烛照之光.于是,那些阴郁、忧愁、孱弱、病痛、纵欲、狂乱的女工以最个人/个体的方式借助文学的光晕登场亮相,向当下的社会政策、社会*、社会秩序发出自己的声音.
郑小琼对个体的强调意味着愿意去发现更多的个体,愿意去团结更多的个体进入集体的阵营,与她们一道完成对于女工的认知和对于自我的建构,从而完成有关尊严、责任与权利的争取与捍卫.这是郑小琼写作的抱负.“在某些方面,实现抱负是一种道德现象,因为它意味着对一种感觉的培育,即‘善良的’、‘有价值的人’认识到：‘当我提升自我价值的时候,我将会感受到更多的正直、诚实、悲悯、能量和爱心.’”[5]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作者郑小琼澄清了底层表述的意义,底层表述不仅仅局限在底层主体形成或者底层的兴趣指向,而是将更多的被覆盖的空想、被遮蔽的真相给予揭示和呈现,形成我们认知自我、社会、历史的一种路径和方法,并构成引领、启迪和反思的作用力.
底层表述,经过郑小琼的写作已经呈现为与底层一起参与表述,这既不同于鲁迅式的知识分子与底层之间的复杂对话,也不同于赵树理式直接采用底层话语的书写.《女工记》中尽管故事是由叙述者完成,但诗篇中每个女工都以个人的名义参与到叙述之中,这不是自说自话,也不是集体的对话,而是共同的创造.她们与她们名字一道完成了《女工记》,并以独声和合声共鸣的形式一起抵达公共领域,得到社会各界更多的重视和解读.——这是文学的担当精神,更是郑小琼对于个体认识的智慧之举.
二、模糊的道德：女性的迷途
在工业技术日益发展的当下,越来越多的女性离开乡村进入城市打工谋生.一方面她们与男人一样,背负着维系家庭生活的重任；一方她们在与故乡时空疏离的过程中“摆脱农村的性别关系和女性遭遇,并在此过程中体验到一种独立于父母、配偶以及其他权威形式的自主和解放感,并获得了更加开阔的视野”[6],更有可能的是她们与家乡的疏离改变命运的同时也带来隐忧与危机.
在奔赴城市之后,女性不再能够将自身的行为与旧时的*相伴随,她们为神奇的技术惊叹不已,感慨城市的繁华精彩,也不断地以勤劳开启自己的致富之路,铸就人生的理想和抱负.但更有可能的是,她们不断地修改自己的身份和人生,香水、咖啡、摇滚、纹身、口红成为标注新生的重要注脚.她们不甘忍受家庭的破败与凄凉,不甘忍受丈夫的懒惰与残暴,选择投奔其他男人开启另一种生活,从追求城市的浪漫发展为不必负责任的热情.但是又有什么理由可以将她们与贫穷、破败的旧生活,无能、酗酒、残暴的丈夫绑缚在一起？生活被工业和技术打开,与之相应的是对个人生活的自我专注.即使这种理想荒唐、低劣、扭曲,但就对个人关照的角度而言,它本身是值得肯定和捍卫的,毕竟其中含有拯救和改造现实的力量.与乡土渐行渐远的她们,在进入一种个人自主性的同时也将不断背离、放弃传统乡土*的约束,那么,乡村女性内在化的为、为人母的*道德压力在得到释放的同时,也构成新的社会问题,甚至是更为严酷的现实.总之,个人生活的变迁加剧了社会*更为复杂的变化.
从实际情况看,她们除了要没日没夜地在流水线上赶工加班,失去家族庇护的她们,还更容易陷入爱情的幻想之中.感情上获得前所未有的欣喜与自由,却也陷入了空前的意义迷失.在城市幻想的诱惑和刺激下,她们猝不及防地遗忘掉传统*的规约.她们不断地修改、刷新自己的身份和观念,想要更快速地融入城市的生活,却更容易陷入来自男性世界的性诱惑、性剥削、性暴力的花花世界中,持续不断地遭遇侵犯、并不断地落入裂变、混乱和无序的黑暗世界.
王海燕的出轨既不出于物质的诱惑,也非夫妻感情失合,而是因为她无法忍受与丈夫长期分居两地的寂寞与孤独,一次次地选择出轨,背叛家庭和自己的良知.郑小琼从抽象的道德原则评价,到反思自身道德判断的简单与草率,这个过程的背后是郑小琼对无奈而残酷现实的深入理解,当人尾随肉体的情感需要时,你便无法撼动自然的力量,选择这样或者那样似乎就是一种必然.面前是漫无边际的漂泊岁月,背后是流言蜚语与声名狼藉,现实的窘境与道德的追问将她硬生生地驱赶出局,到底什么可以安顿一颗疲惫的内心与灵魂？王海燕真的可以在忠贞的思念中朝圣,突围身体的规律,将自己连根拔起吗？
城中村低矮的瓦房里的中年在手中的毛线与路过的客人之间穿梭,又在黑暗中的叹息与中织就一件件亲人的毛衣.她们把生命简化得只剩下毛衣与生意,也把自己逼进狭窄而诡异的生活之中.曾经她们希望通过打工谋生,却从一个个普通善良的乡下女人变成廉价出体的“生意人”.在郑小琼眼里更有对问题深深的追问：面对女工们无法维持正确价值观的能力与缺陷,到底什么可以使她们拥有抵抗世俗诱惑、社会变迁和技术变革的精神力量？
与此相比的是年轻女工,她们单纯、多情,充满幻想,她们无暇顾及远方的亲人,紧张地在口红、蕾丝、纹身中提升自己的性魅力,以求尽可能接近电影中的性感代码.与进入城市之前相比,她们的生活变得失去方向,不断地为生活改变初衷,却难逃诱惑与玩弄的陷阱,更为不堪的是她们必将遭遇衰老的恐惧和对疾病的绝望.那些指甲的光泽、穿孔上的纹身、蕾丝的掀动即便可以区别于乡下的姑娘,但永远不足以成就一个骄傲的自我.新的身份认同究竟在哪里？当身体变成欢乐场,当羞耻变成遥远的回忆,到底她们会向新的生活宣布什么？肉体下的溃烂与灵魂上的疮疖标记的难道不是一个稍纵即逝的青春记忆？更意味深长的是,这条险恶艰难之路的引路人正是曾经乡村里的好姐妹,传统互帮互信的道义变成城市里坑害亲人的诡计.城市里繁荣的背后又是什么？
郑小琼对女性的认识并不是传统二元对立模式,如：贞女/、烈女/淫妇、冰清玉洁/水性杨花、忠贞不渝/朝三暮四,而是专注于个体处境以及处境下的选择.这是郑小琼区别于同样其他打工文学的写作者,如潘毅、张彤禾、魏城、吕途等人,如她所说“我与他们的关注点不同,他们可能关注的是一个群体性的问题,而我更关注一个个具体的人,一个个具体不同的人在面临现实所呈现的或无力、或奋斗、或成功、或失败的事实”[7].她的写作要澄清的是女性个体之间的差异性,还原她们在具体情境下道德选择的种种难度——这是*道德判断的重要依据.在写作中她不依赖抽象的*原则对种种反传统或越轨行为进行道德评判,倾向于把对人的道德认识理解为“是通过一个人的想象力、品格和行为对复杂具体的情况做出的反应”.[8]对于郑小琼来说,论述道德问题之前必须尊重纯碎的客观事实,否则尽管道德判断存在正义的力量,但也可能作为摧毁型暴力的极端,伤害那些真正需要帮助的弱者.
三、文学的力量：知识分子的立场
可以说,郑小琼的写作是一种纪实性的现场写作,这种写作除了艰辛以外,还会遭遇突如其来的危险.“有时候,我胆怯、害怕、耻辱,有一段时间,我租住的城中村有很多从事体的女工,路过的那些嫖客把我也当作她们中的一员.”[9]面对写作的成功、个人影响力的扩大,面对房间被盗、姐妹惨死、与吸毒者、杀人犯共处的低矮巷道,郑小琼试图放弃过,就此与这些打工的姐妹彻底划开界限.而当她再次目睹姐妹被羞辱与欺凌时,她除了控制不住的愤怒以外,更有源自内心的深深愧疚与自责.对郑小琼来说,女工姐妹是她割舍不掉的亲人.而情感的回旋也恰好表明对正义、道德的坚守,对弱者关怀的勇气.
社会在变化,农民工的就业环境有了很多好转,但那些底层女工的生活似乎还维持在原来的状态,肉体依然是她们搏击生活的重要途径.事实上,真正的原生态文本比文学性的作品更让人泪目与震惊.现实的状况一直纠缠着郑小琼的良心,使她无法忽略底层与底层的辗轧.在面对是否要进入体制内写作,以及原生态写作是否会损害文学性的提问时,郑小琼的回答坚定而清醒：“是的,我一直对体制保持着一种警惕,因为有些强大的惯性会不断地同化并改变我们.在一个体制无所不在的地方,我见过很多写作者在写作时会形成一种内心的审查机制,比如面对发表体制,他会选择写哪些方面的文字,哪些不写才会被发表等,这种自我审查机制让写作者的写作不再自由.我也并不认为接近原生态的写作会在文学性上有所缺失.”[10]
写作上的选择,体现了郑小琼对文学与社会关系的理解,她要为时代提供一份语言详实的记录,例证社会变迁中农民工群体的悲欢离合和苦难下的期许与展望.也许这样做对推进农民工权益进程依然缓慢而微弱,但这毕竟在公众舆论上留下重重的一笔,那么很有可能的是舆论热议的氛围将成为影响制度改革的关键.郑小琼赋予写作*的意义,将自己的写作视为文化行动,再次掀起文学的冲动与勃勃生机.这是文学的力量,也是文学的智慧,更是郑小琼文学写作的道德信仰.
显然,郑小琼把为底层写作的正义与责任交给了自己,毫无顾忌地围拢在工友身旁.这是她对亲人保护,也是她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的信念.萨义德曾经就谁是知识分子发出提问：“知识分子究竟是为数众多,或只是一群极少数的精英？”[11]知识分子究竟是出众的智者,还是道德超群的典范？抑或是与知识生产或分配相关的每个人？郑小琼的选择所体现的是她作为一个知识者和女工的一种道德关系.曾经她试图将自己作为进步者与女工相区别,而今她抛开顾虑、担忧、危险,放下关于体制内外的甄别与探讨,勇敢地澄明个人的追求,鲜明自己作为一个写作者/知识分子的特殊性和责任性——关注单一个体的存在,召集团结的力量,为我们的时代提供关于乡土*变迁的一种内心见证,并大胆地提出质疑.正如萨义德总结的那样,“知识分子既不是调解着,也不是建立共识者,而是这样一个人：他或她全身于批评意识,不愿意接受简单的处方、现成的陈腔滥调,或迎合讨好、与人方便地肯定权势者或传统者的说法或做法.不只是被动地不愿意,而是主动地愿意在公众场合这么说.”[12]这是知识分子的警觉,也是知识分子敢做忠良的大勇大德,更是知识分子拒绝命运驯化的斗士精神.
可以肯定,《女工记》将让人认识到,郑小琼底层写作的思维方向和道德指向真诚而勇敢,并且竭力将社会对女工群体的认知引向关注个体之路.女工的生存之苦扎进了郑小琼文化感受的痛点,点燃了她写作者的道义精神.这意味着,她要在实践中完成对自我的认知,并实践关于社会性别*构想的努力,这是女工出身的郑小琼之卓越的文化行为,更是她源于底层的一种向善的挑战.《女工记》的真正意义并非触目惊心的感同身受,也非为尊严、权益的摇旗呐喊,它呈现了这样一个事实真相：在女性意识发展自觉的今天,来自底层的郑小琼的书写介入必然使有关底层女性之于妇女道德发展的社会意义,成为人们无法绕过的问题.这是新世纪里一个底层女性的性别意识,社会意识、法律意识的体现,郑小琼和《女工记》必然成为对五四以来的底层问题、妇女问题、道德问题上的一个响亮的回应.事实上,《女工记》的出现除了历史和社会的意义,更夺目地昭示了女性革命之路的艰难与漫长.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当代女性写作中的乡土*观研究”（项目编号：17CZW050）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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