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大学使命的变迁与其历史效果（2019年第16期；原刊2019年第2期）,本文是历史学士学位论文范文跟使命和大学使命和变迁有关论文如何写.
历史论文参考文献：
摘 要：自中世纪大学产生以来,在历经欧洲中世纪、民族国家形成时期以及现代社会这三个重要历史阶段的过程中,西方大学根据自身在不同历史阶段面临的内、外部环境的变化,不断调整自身使命,经历较长时期的发展演变后,至今已形成了多样化的使命系统.西方大学使命的变迁主要产生了两方面的历史影响：第一,西方大学使命的每一次演变、发展和创新,都在相当程度上化解了大学在历史上遭遇的种种危机,激发了大学的活力,推动了大学从社会的边缘走向社会的中心,逐步确立了大学在人类文明进步中的重要作用和地位.第二,西方大学使命变迁形成的多样化的大学使命系统为当今认识和处理大学面临的问题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深刻地影响了人们思维和言说大学的方式,而人们的这种思维和言说方式又反过来对大学的发展方向产生深刻的影响.
关键词：大学使命；变迁；历史效果
中图分类号：G649. 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 -1610 (2009) 02 -0048 -08
自中世纪大学产生以来,西方大学已经走过近千年的发展历程.在英国杰出学者纽曼( John Henry Cardinal Newman)的《大学的理念》出版之前,“大学使命”还不是西方社会讨论大学变革话语的关键词.随后,加塞特( Ortega Y．Gasset)的《大学的使命》和弗莱克斯纳(Abraham Flex-ner)的《现代大学论》的相继出版,将“大学使命”推到了人们讨论大学改革论坛的前沿.这种讨论促使西方大学实现了从“行动中的使命”到“声称的使命”的转变.大约在20世纪30年代,美国的大学开始运用书面形式表述自己的理念、使命和目标.自此以后,作为大学存在的内在逻辑,[1]11 -16大学使命成为讨论大学诸问题的前提.[2137近年来随着我国大学改革的深入发展,许多大学和学者也充分意识到使命陈述的重要性.因为它不仅涉及“大学的办学方向”,直接影响“大学的学科设置、课程结构、资源配置甚至学生构成”,[2]38从而影响大学的有效发展和其功用的有效发挥；而且它还有助于大学与社会的互动和沟通,让社会了解大学的责任.甚而至于,“大学使命”作为“高等教育学的基本问题”,被赋予了“促进高等教育学学科内部规范”、“促使高等教育学获得真正独立的文化身份”的意义和功能.[31可见,大学使命在受到重视的同时却产生了“行动中的使命”和“声称的使命”以及“学者的使命”之间的混淆与混乱.尤其在高等教育质量及其评价问题成为我国学术界和实践界的讨论热点的背景下,追溯西方大学使命的发展演变并探究这种演变的历史效果,对于我们今天更加深入地认识和反思当今流行的各种大学使命,具有重要意义.
一、教学：欧洲中世纪大学的正式使命
在高等教育领域,中世纪是被史家不断赞赏、论述和重构的重要时期.因为,这个时期出现了一种被学者评论为是“中世纪留给现代社会的最有价值和最丰富的遗产之一”‘41的重要机构——大学.作为“充满现代精神的学校”,中世纪大学如今已是人们在追溯现代意义上的大学起源时不能回避的重要话题,它所具有的种种特征在时间的流逝和空间的转换过程中得以不断延续和发展而渗透到当代大学组织形式及其活动之中.中世纪大学之所以得到如此高度的重视和评价,在于它所取得的许多开创性成就.中世纪大学养成了经院哲学的方法、扮演了高级培训的角色、形成了追求高深知识的传统,新的知识阶层和社会流动在中世纪大学得以发展和鼓励,而且中世纪大学还对教会和世俗政权产生了重要的政治影响.在两到三个世纪的时间里,中世纪大学从最初的一无所有发展到创建起了自己的宿舍、学生会馆和学院,从而为学生提供道德上的庇护.它还为学术生活划出了等级,勾勒出了循序渐进的各个阶段,设立了考试,制订了研习的课程.所有这些都是中世纪大学原创性的成就.当回顾中世纪大学的这些原创性成就时,涂尔干不无感慨地写道：
要是有一个中世纪的学生回到我们中间,听我们谈论大学、院系、学院、业士学位、执教权、博士学位、学习课程、常设课和非常设课,很有可能会这样想,除了从前使用过的拉丁词被取代,其它一切照旧.只有当他坐进我们的讲演厅或课室,才会体会到已经发生的变化.他会就此看到,学术生活已经发生了转型,但依然是在中世纪为它挖就的沟渠里流动.
学者们为我们描述的欧洲中世纪大学的这些原创性成就的图景往往容易遮蔽现代学人对中世纪大学使命的认识,让现代学人在回味它时处于“迷思”状态.因为现代学人总是容易以自己对大学的批判和理想去想象中世纪大学.中世纪大学的使命往往被想象为或是“追求真理”、或是“研究”、或是“社会服务”之类的机构,但这是一种历史的误会.查普林(M. Chaplin)指出,尽管中世纪大学将“追求神圣的真理和知识”作为自己的主要目标,但研究并不是中世纪大学的正式使命；尽管当时的学者和教师也在大教堂和他们所处的地区担任高级职务,但是公共服务也不是中世纪大学的主要使命.中世纪大学最为重要的使命是教学,无论是本科教育还是研究生教育都是如此.
查普林的这种观点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得到充分的印证.首先,从中世纪欧洲主要大学的性质来看,他们主要是一种职业培训机构.譬如：萨拉诺( Salemo)大学最初是一所医学院,博洛尼亚( Bologna)大学起源于法学院,而巴黎大学则是一所神学院.大学作为一种培训机构,意味着它关注的重心是如何将知识和技术传授给学生而非其它.其次,从中世纪大学开设的课程来看,大多具有较强的职业性、功利性和实用性,它与所谓的“追求神圣的真理和知识”的机构还有相当的距离.正如鲁迪( WiLlis Rudy)所说：
（中世纪）高等教育机构中的许多培训内容都具有不加掩饰的职业性,而且有段时间还包括我们今天称为商业课程的东西,或更确切地称作是秘书学的科目,这就是“写信艺术”课程.当时人们急需接受准备信函、起草法律条文和公告以及其他政府文件方面的训练.这些研究便作为中世纪修辞课程的一个实用分支而发达起来了.
再次,中世纪大学本科生毕业后一般都从事秘书、公证人和法官之类的工作.研究生毕业后以其自身的能力服务于教会、世俗政权或市政当局.中世纪大学学生的毕业去向进一步证实了教学是作为一种职业培训机构的中世纪大学的正式使命.最后,虽然中世纪时期的牛津和剑桥等少量大学作为培养绅士的机构,并不传授实用技能和进行职业培训,但是它开展的礼仪、风度和德行的训练却仍然是以知识的传授为核心的,教学仍然是这些大学的最重要的使命.
尽管自中世纪以来近千年里大学教学的内容和性质发生了许多变化、教学的目的得到了相当大程度的拓展,但是中世纪大学形成的知识传承的教学形式和制度却得以保留下来.我们至今仍然可以在现代大学里看到中世纪大学形成的主要教学方法——讲授和论辩——的影子.自中世纪以来,教学成为大学存在的最重要、最有力的理由和根据之一.19世纪,纽曼从推崇“博雅教育”的立场出发,对“教学为大学的唯一功能”做了强有力的论证.纽曼认为,大学作为传授普遍知识的地方,应为学生和传授知识而设.“假如大学的宗旨是科学上的发明和哲学上的发现,那么我不明白大学要学生做什么.”概而言之,中世纪大学形成的教学使命为“什么是大学”这个问题勾画了一个粗线条的答案,至今我们仍然不可想象没有教学的大学将会是什么样子.
二、为国家和社会服务：民族国家形成时期的大学使命
在中世纪晚期,经院哲学把持了大学课堂.作为一种为宗教神学服务的思辨哲学,它只允许运用理性形式通过抽象而烦琐的辩证方法论证基督教信仰,而对自然界和现实生活中的事物保持一种超然的心态,根本没有意识到有研究他们的必要.这种奇异的哲学思维主导大学课堂的结果导致大学对时代和社会发展的需求及趋势采取漠然的态度,大学的这种漠然使它不能深刻体验西欧社会逐渐萌芽并发生的“民族意识”和“国家观念”的兴起,从而跟不一卜推动这种意识和观念的西欧现代化的发展历程.最终的结果是：大学在中世纪早期享有的相对自治权随着民族国家的形成而遭到了较为严重的破坏,大学成为“被教会和国家用做维持现状的工具”.【11170甚至有时候大学为了自身的生存还会主动地卷入到民族国家统一的运动中去.拉什代尔（Hastings Rashdall）认为,“十五世纪时期整个欧洲大学都有一个相似的趋向,那就是民族化、国家化”.在描述中世纪晚期的巴黎大学时,拉什代尔写到：“大学及其教师完全J出服于王权,……在中世纪时期享有的大学在亨利四世或路易十四统治的法兰西根本没有生存的余地.”【12】
欧洲中世纪大学思想氛围的变化以及大学所处的西欧社会环境的变化,促成欧洲大学大约自1500年后民族化、国家化的使命的形成——大学以其传统的教学使命服务于民族国家的政府,教师的研究以及外部服务活动也莫不例外.在民族国家的形成时期,从中世纪大学开始发展的教师在法律、外交、议会以及管理事物中的研究和外部服务活动的功利性得到了加强,这种功利性是与民族国家的要求和利益联系在一起的.而且,大学自身有时也会主动地迎合这种利益和要求,主动地完成国家化的历程.尽管如此,一些高等教育史学家已经不再将民族国家形成时期的现代大学看作是中世纪大学的衰落.在由希尔德·里德尔斯姆恩( Hildede Ridder-Symoen8)编著的《欧洲大学史：现代欧洲早期的大学(1500 -1800)》-书指出,欧洲早期的现代大学比中世纪大学更加远离社会,因为现代大学里的人文主义教师更加强调大学和知识对于他们自己和学生的精神或道德价值.该书还指出,尽管民族国家加强了对大学的控制和管理,但是大学教师并不必然失去他们在教学任命上的权威,学术质量也总是得到保证的.由于国家仅仪是一种松散的组合,因此大学得以保留了一定程度的独立性.而且,从中世纪大学继承的传统学术权力和威望也没有那么容易被取消.另外,不可否认的是,大学机构在国家力量的推动下得到了迅速的扩张.在1500 - 1800年间,欧洲大约出现过190所大学.尤其在16世纪宗教改革时期,新教地区由于在反对天主教的过程中形成的神学和政治方面的原因,使得不同的统治者创建rr许多新兴的大学.
我们暂且不论民族国家形成时期大学使命发生这种转型的是非功过,但大学自1500年以来已经逐步转变为世俗的、国家的和民族的机构,这却是一个不容忽略的重要历史事实.中世纪大学形成的教学的使命开始从属于“为国家服务”的使命.国家和大学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一种较为默契的共谋关系,大学为国家培养急需的人才和合格的公民,成为国家意识形态的鼓吹者和“卫道士”,而国家则保护大学的行动并给大学以适当的支持.随着新兴民族国家对大学控制的加强,大学为统治阶级培养统治精英的培训任务和角色得到了强化.因此,为了建立有效的国家官僚体制,政府要求大学传授给学生的知识大多是世俗的、实用的技能技巧.与此同时,大批新兴的年轻贵族为了在政府获得高级职位而进人大学.f13]
大学与国家和社会在历史的博弈中形成的这种关系已经成为大学血液里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前,欧洲以至全世界的大学都是国家的机构,大学保留了它在早期形成的为国家和社会服务的使命.各个国家都在最大限度地利用高等教育,将高等教育看作是实现社会结构变革、经济增长以及科学技术革新的工具.这些状况得以产生都是受到早期大学在民族国家形成时期拓展的“为国家和社会服务”的新使命的遗风的影响.即使在美国这样一个从未创建过国家大学的国家,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无论它的公立还是私立大学都变得越来越依靠联邦政府的研究资助了.美国政府对大学进行研究资助的目的是为了让大学更好地履行与国家利益相关的职责.
三、现代西方大学使命的三次转型
（一）大学研究理念的确立及影响
欧洲大学在经历中世纪时期发展的巅峰之后陷入了僵化和保守,西方民族国家形成时期形成的以教学服务于国家建设的使命在一定程度上挽救了中世纪大学的危机.然而,在经历西方民族国家形成时期的短暂复苏后,大学却又一次陷入衰落,成为一种僵化的、没有生气的机构.譬如：德国在1500年以前,其境内约有16所大学,到16世纪初期在校大学生人数共有4200人,在19世纪以前,在校生最多的时候在8000 - 9000人之间.但在1500 - 1800年间,德国的许多大学被迫关闭,在校生人数一度降低到只有650人.128 - 130在这种背景下,西方各国大学都积极开展改革以应对大学面临的这种衰落趋势.德国的大学改革走在了那个时代的前列.尤其是普鲁士于1809 -1810年创建的新柏林大学为民族国家时期显得有些僵化和衰落的大学带来了一丝新鲜空气,正是这“一丝”空气推动了西方大学使命在现代的第一次转型.柏林大学的创建者洪堡( Wilhelm von Humboldt)依据新人文主义的精神,为新柏林大学确立了研究的使命,同时组建了研究所以推动大学研究理念的实现.正是这个研究使命的开创和确立,使得大学又一次获得了生机.
当然,研究并不是大学的一种新兴活动,在文艺复兴时期的1475 -1600年间的大学课堂上,一些深受人文主义思潮影响的优秀教师在讲授课上将自己独创性的研究结果介绍给学生时,采取了一种专题式( problem-oriented)的教学方法.[15]这种静悄悄的变化是大学研究活动的萌芽,但由于当时大学的研究活动缺少理念和制度的支撑,与当时“为国家服务”的大学理念相比,大学的研究理念所发出的声音实在是太微弱了.洪堡创建的柏林大学之所以成为我们追溯现代大学研究使命的源头,乃在于他为柏林大学奠定了研究的理念,并创建了实现这种理念的机制和载体.洪堡当时提出了一条基本原理：“聘用可以聘到的最优秀的知识分子,给予他们完全的自由去从事他们的研究”.这条原理后来又衍生出三条著名原则.第一,教学和研究相结合.这条原则的重心在于确立学术研究的重要性,但必须与教学结合起来.第二,学术自由的原则.学术自由包括‘学的自由’和‘教的自由’,允许学生学习任何课程,也允许教师自由探究.国家应该保护学术自由免遭政府权力的横加干涉.第三,确立文学和科学学科的中心地位.这些学科主要包括‘天文学、生物学、植物学、化学、古典文学、地质学、历史学、数学、语言学、哲学、物理学和政治科学’.不仅如此,洪堡认为,还应该提高传统文法学科教师的地位,将他们与神学、法学、和医学的教师一视同仁.纯粹研究在大学里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柏林大学创建的研究所、所发展的作为一种教学形式和方法的席明纳( sem-inar)成为实现这些原理和原则的载体和平台.麦克莱兰( Charles E．McClelland)说道：“德国大学享有的‘学术和发现的中心’的荣誉,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在大学古老的躯干里所包括的这些（指研究所）有生气的机构……到1914年,研究所似乎惊人地实现了洪堡的梦想,使成千上万的学生和教授‘为科学而生活’.”
柏林大学的理念和模式成为后来德国大学的典范,并逐步扩散到美国、英国以至全世界,科学研究成为大学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尽管今天许多研究是在一些独立的研究机构进行的,但大学仍然保持了研究的传统.这种传统的形成对全世界的大学机构产生了不同凡响的影响.大约从1900年开始,德国大学模式及研究的理念就对全世界高等教育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德国学者及其学问获得了国际性的认可和尊敬,德国的科学研究和实验研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一直处于世界领先地位.那些曾经在德国的研究所和实验室学习和工作过的外国人回到自己国家后主动传播和践行德国大学的研究理念.例如,美国于1876年创建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在创办之初就借鉴、采纳了德国大学的研究理念和研究生教育形式.到了1910年的时候,研究的理念就已经在美国大学中占据了统治地位.【18] 177在我国近代高等教育史上,德国大学的研究理念也对蔡元培在北京大学的改革产生过重要影响.确如希尔斯所说：“1810年创建的柏林大学是大学历史的转折点.以后世界各地的所有大学几乎都是在效仿柏林大学的基础上创立的,它们被深深地打上了柏林大学的烙印.几乎所有的大学改革都是以柏林大学为榜样的.”
（二）大学化使命的产生及影响
美国高等教育系统引发了西方大学使命的第二次转型.化是这次大学转型的主题,它要求大学服务于个体,尊重个体的权利,充分发挥个体的价值.尽管以往的大学所强调的教学、研究和为国家服务的使命都是建立在对人的教育的基础上的,但却从来没有像美国大学这样鲜明地提出对个体权利的尊重.这种新的大学使命是在美国政府建立公立高等教育的过程中逐渐被人们创生的,美国的社会文化氛围和精神气质对大学使命的这种转型有重要影响.与同时期的欧洲国家相比,1776年建国的美国是当时世界上第一个的民族国家,它的宪法宣称保护个体的权利.以杰斐逊( Thomas Jef-ferson)为首的建国者希望通过教育增强年轻一代人的自由和自治的共和主义价值观,以保持新牛共和政体的生命与活力.因此,美国建国者们对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都非常热心.起初,他们曾构想创办一所国家大学,但终未如愿.然后,他们把关注的苇心放到了州立大学的创建上来,从而在美国掀起了一场州立大学运动.到1862年通过《莫立尔法案》时,美国已经有20个州通过这种方式建立了州立大学.[20j州立大学的创办为美国现代高等教育制度的确立奠定了重要基础,它较好地体现了美国建国者的共和主义的价值观.自此,作为一种新的理念被纳入到美国高等教育中来,对美围高等教育的历史产生了重要影响.随着美同大学逐步取代德国大学在世界上的领先地位,的理念逐步向世界范围内扩散.正如高等教育史学家布鲁贝克( John S．Brubacher)和鲁迪所指出, “”是美国高等教育最为独特的特征.这种特征源于美国的政治环境.直到现在,它还是美国高等教育与欧洲传统大学相区别的主要特征.
当前人们经常使用的“入学机会”、“教育机会均等”、“多样性”等词语都在不同程度上体现了大学的理念.随着理念进入高等教育领域及其发展,人们对理念已经形成了不同的理解.根据威塞( Laurence R．Veysey)的研究,在20世纪60年代以前,高等教育领域内的改革者们对“”一词至少有六种不同的理解,而且这些理解之间存在着潜在的冲突和矛盾.第一,“”被看作是学习领域上的平等.第二,“”可能意味着平等对待学生.第三,“”指的是平等的入学机会.因而应该减少学费、降低入学标准,接纳穷人、妇女和少数民族学生.第四,的大学应该促进个人的成功.第五,“”的大学应该向整个社会传播知识.第六,将大学看作是普通人的意志的奴隶.
从上述对的定义和使用情况来看,很难说哪一种看法能够反映出“”一词在高等教育领域中的本质.然而,这些相互冲突的观念使得美国传统的高等教育模式受到挑战并发生巨大变革.这些观念在某种意义上促进了美国高教的迅速发展,形成了复杂多样的美同高等教育系统,“开放”成为美国高等教育改革的主要特点.在理念的影响下,美国高等教育的招生数和入学率在1930年就已经超过了欧洲国家的大学.[221最重要的是,理念促使大学深入思考它自身与社会的关系；促使大学向社会各阶层开放,并能够让任何人在大学里都能找到任何学科的教育.譬如：对美国高等教育产生巨大影响的“威斯康星理念”鲜明提出：大学发展必须与社会进步紧密联系起来,大学只有在服务于社会需要的基础上,自身才有可能走向兴盛.284随着美国自身在经济、政治和文化上的发展及其对世界各国的强大影响,大学的理念在全世界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各国兴起了广泛的教育化运动.高等教育对个体发展的价值、对社会发展需要的适应和满足以及高等教育的开放性等诸多问题在其他国家高等教育领域也得到了相当热烈的讨论.
（三）大学公共服务理念的形成与论争
随着理念在美国大学的影响的日益扩展,公共服务作为大学的使命正式走入公众的视野.美国现代大学的公共服务理念是其大学理念自然发展的产物.1862年和1890年,美国两次立法通过《莫里尔法案》,以土地赠予的办法资助州立大学,要求大学拓展其在农业和机械科学方面的教学和服务活动,从而开启了美国大学服务社会的历程.公共服务指的是：大学有责任为公民提供有用的知识和严格的学术研究训练.但如今人们常常将公共服务与大学教师的“内部服务”和“专业服务”相混淆,或是将其理解为针对本科生的公民教育或教育以及多元文化教育.
公共服务的理念并非美国人凭空创造.据威塞考证：公共服务的理念可以追溯到弗朗西斯·培根( Francis Bacon)的功利主义科学观和启蒙思想的实际技能教学,还稍稍受到了约翰·斯图亚特·密尔(John Stuart Mill)的功利主义思想的影响.罗宾(Julie A．Reuben)进一步确证了这一点.她指出：“在19世纪七十、八十年代之间,大学领导者采纳了这样的观念,即科学主要不是一些知识,而是一种创造新知识的工具.依据这种科学观,他们重新界定了教育改革的目标和意义；他们没有去扩展教育的范围,而是试图使大学的各个方面都成为‘科学的’.”在这种科学观的影响下,从1865年到20世纪早期的进步主义时代,美国大学的改革者们都提倡公共服务的理念,在他们看来,如果大学不改变自身以满足社会的需要,大学就将灭亡.威斯康星大学是20世纪早期州立大学中践行公共服务理念最为彻底的大学,它承诺对全州所有人的服务.它除了强调学术自由和学习自由的传统理念外,它还特别强调大学必须参与到州的事务中,必须与州政府密切合作,将全州作为自己的教学场所,从事各种类型的学术研究.这些思想将公共服务的理念提升到了与教学和研究的理念的同等重要的地位.
公共服务的理念进入美国大学并非一帆风顺.19世纪,美国大学从德国引入了研究型大学的思想；从英国引入了强调本科生教育以及学生智力发展和道德情感教育兼顾的教育思想.[ 24】这这两种教育思想与公共服务的理念并不能够和谐相处.在传统大学中,大学的教学和研究是以大学自身的利益和标准来进行的；而当公共服务的理念进入大学后,尽管大学教师町以通过自己的研究和开办的课程而将高深的知识传播给公众.但是,大学的教学和研究很容易受到公共需求的奴役,从而容易丧失自身的标准和方向.正是如此,在美国关于大学的公共服务理念的争论一直成为办学者和学术人的主要论题之一.
在20世纪早期,公共服务的理念就受到较为严厉的批评.威塞对20世纪初期美国大学校园里存在的关于公共服务理念的争论做出了描述和分析.他指出,这些争论的范围涉及公共服务理念所引起的校园官僚作风、师生之间的鸿沟等方面的问题.维布伦（Thorstein Veblen）认为,大学的公共服务理念的形成根源于商业力量和商业原则,大学作为知识探究和发现的机构在商业力量的影响下偏离了知识探究和发现的方向,悠闲、好奇与创造性已经远离人们,而功用和机械化成为现代学习的主要目的和特征.[25]沿着维布伦的批评方向,当代关于公共服务理念的争论逐渐发展到商业力量对大学教学和研究使命的压力这样一些主题上来.希尔斯指出．尽管大学以不同的方式服务于社会给大学带来了许多发展机会.但大学获得的这些机会也可能是实现大学研究理念的障碍.因而,当面临这些机会时,大学应该停下来思考一下大学能够得以存在的根本理由；思考一下大学的教学和研究相结合的原则以及学术自由的理念.艾伦-布鲁姆则进一步呼吁：作为众多利益集团中的一个,大学应当永远把长远的问题作为中心,从而抗拒那种事事为社会服务的倾向,随时警惕自己的利益由于人们要求它更加实用,更为适应现实,更受大众喜爱而受到伤害.
尽管大学公共服务的使命受到如此多的非议,但由于现实中大学不仅占有丰富的知识和科技资源,而且还获得了大量的公共资助,因而大学应该有义务像公共事业单位那样利用独特的资源为社会提供服务.最重要的是,随着大学与社会的交流日益广泛,将大学与社会隔绝开来是不明智的,这会在相当的程度上牺牲专业教育质量、应用型研究、社会性批评和专家建议为代价.基于这些原因,进入21世纪以来,社会各界要求大学加强公共服务的理念的呼声日益高涨.博克重新肯定了美国大学公共服务理念的重要性.在他看来,美国大学为解决美国的社会问题以及在促进学生的公民责任感方面所做的工作还远远不够.[27】博耶(Emest L-Bo-yer)通过更为灵活地对教学、研究和公共服务理念的界定而揭开了学术幻象的新面纱.将公共服务理念融合到了大学传统的教学和研究的使命中.【28]美国大学的公共服务理念正是在这亦扬亦抑的过程中得到发展.在这个过程中,公共服务的理念显得更为理智、多元和多样.教学、研究和公共服务以及为国家建设服务的大学理念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被融人到美国的大学体制中.埃里克·阿什比( EricAssby)将美国大学确立公共服务理念看作是一项杰作和壮举.他说：“美国对高等教育的贡献是撤除了大学校园的围墙.当威斯康星大学的范海斯校长说校园的边界就是国家的边界时,他是在用语言来描述大学演变过程中的一个罕见的改革创举.历史已说明这是一次正确的改革,其它国家现在已开始纷纷效仿这种美国模式.”
四、结 语
尽管大学使命变迁过程中的历史事件得以产生的时空已经远离我们,而且经过记忆的选择已经起了变化,并远远地把我们抛入现实之河；尽管回顾历史并不能保证旧事不重演,但历史是不能回避的,历史确可为现状的考量提供一种实用的框架.正如金耀基先生曾指出,我们应该从“历史的”和“全球的”视野来把握和研究大学的使命.对西方大学使命在过去将近千年里的变化线索进行粗线条的再现之后,我们一方面深切地体认到,“大学的历史从来是在内部逻辑和外部对抗中谱写的”；也不得不服膺于阿什比的观点：“任何类型的大学都是遗传和环境的产物”【30].另一方面这也激起了我们的问题意识,让我们思索西方大学使命的这种发展演变产生了怎样的历史效果等问题.在回顾西方大学使命变迁的历史脉络后,我们对于这类问题有两个发现：
第一,大学作为一种学术建制的独特机构得以延续到今天,成为我们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得益于大学使命的演变和发展.大学使命的“变”与“不变”的辩证交替,是大学永葆牛命活力的秘诀.上文的叙述已经有力地表明：西方大学使命的每一次演变、发展和创新,都在相当程度上化解了大学在历史上遭遇的种种危机,从而激发了大学的活力,推动了大学从社会的边缘走向社会的中心,确立了大学在人类文明进步中的重要作用和地位.这是西方大学使命的发展演变产生的最为重要的历史效果.
第二,多样化的使命系统为当今认识和处理大学面临的问题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深刻地影响了人们思维和言说大学的方式,而人们的这种思维和言说方式又反过来对大学的发展方向产生深刻的影响.作为对外在环境的压力的一种反映方式,大学使命的演变和发展并不是疾风暴雨似地“废旧立新”,而是大学在自身内在逻辑的基础上通过对传统的改造和吸收而循序渐进地“推陈出新”.如今,大学使命不再是一元的而是多无的,这种多元化的发展得益于大学在历史进程中的不断创新、开放和积淀.自纽曼《大学的理念》出版以来,大学使命得到了广泛的讨论.教学、研究、公共服务和已成为我们理解和言说大学时最重要的词汇.奥尔特加·加塞特在其著作中对多元化的大学使命做出了经典的表述.尽管他指出,学术性专业的教学、科学研究和新科学家的培养、文化的传授和政治领导人的培养应该是大学最重要的四个使命；然而,由于他看到,那种塑造一个统一的大学模式的企图在今天是注定要遭遇挫折的,因而他“先见”地表明自己并不想以此为依据“创造”一个新的大学模式.一言以蔽之,时空的变化和流转并没有褪去大学使命的各种样式,正是因为西方大学使命在历史上客观存在的这段发展演变活动,使得人们在处理现代大学面临的问题时,总是去回味那种被当作可以从中获得某种教益的救命稻草的传统和过去,畅想他们能够给予今人的启示和意义.这是西方大学使命的发展演变留给我们最为重要的精神遗产.
克尔(Clark Kerr)说：自1500年至今,大学就一直生活在一个对它抱有企图的民族国家的世界中.[ 29】5不仅如此,进入21世纪以来,大学又面对着来自“扁平化世界”的挑战.在我国学术界和实践界日益重视大学使命的背景下,一方面应该认识到：一种具有自身文化特色的大学使命乃是在经历了一个长期的历史演变过程才形成的,因而要让大学声称的使命与行动中的使命互为印证还要经历一个较长的发展时期.另一方面,我们应该严肃思考：在全球化浪潮汹涌而至的21世纪这样一个独特时代,在与外在环境的抗争和协调的过程中,大学应该怎样汲取它曾经留下的精神和使命遗产并在此基础上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和民族的留给后世的遗产.口
结论,上文是一篇适合不知如何写使命和大学使命和变迁方面的历史专业大学硕士和本科毕业论文以及关于历史论文开题报告范文和相关职称论文写作参考文献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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