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性恋的范式之争：本质主义和建构主义,该文是关于建构主义相关在职研究生论文范文与同性恋研究和建构主义和范式相关毕业论文范文.
建构主义论文参考文献：
【摘 要】本质主义与建构主义是同性恋研究的两大基本范式.本质主义认为性取向是自然的、内在的本质,它由先天决定,并独立于社会与历史,不同性态之间无法真正发生转换.本质主义通常以阶段论或线性模型解释性身份的形成过程.建构主义认为现实是社会性的建构,它反对跨历史文化的性观念,认为性取向依附于文化,是关系性的和非客观的,同性恋是现代性的产物.建构主义否定规范性的社会类别和阶序等级.事实上,本质主义并不一定反同性恋,建构主义也未必支持同性恋,人们往往策略性地运用这两种范式进行自我辩护.本质主义与建构主义均无法充分地阐释性取向,自然与文化、先天与后天、生物特质与社会环境共同影响着人类性取向的形成与发展.
【关键词】同性恋；本质主义：建构主义；性取向；性身份
【作者简介】王晴锋,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副教授,博士,北京100081
【中图分类号】C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 4434(2017)05- 0062 -08
在西方同性恋研究史上,性学、心理学、生物学以及社会科学等先后介入这个复杂的领域.早期的同性恋研究者主要是心理学家与精神病学家,他们的著作构成了19世纪日益增长的对性进行社会控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到了19、20世纪之交,关于同性恋的理论主要是先天决定论和心理发展模型.理查德·克拉夫特·埃宾（Richard von Krafft-Ebing）、马格努斯·赫希菲尔德(Magnus Hirschfeld)、卡尔·海因里希·乌利齐(Karl Heinrich Ulrich)、卡尔·韦斯特法尔(Carl Westphal)、哈夫洛克·埃利斯( Helock Ellis)以及爱德华·卡彭特(Edward Car-penter)等性学家大多从性别倒错的角度探讨同性恋,认为它是先天决定的.弗洛伊德则从内在精神发展的角度解释个体性别对象的选择,认为同性恋是个体无法解决俄狄浦斯情结所导致的.大体而言,西方社会关于同性恋的观念是19世纪晚期的产物,当性学、心理学确立起权威与秩序之守护者的地位时,作为“性变态”的同性恋之诞生既是必要的也是无可避免的,而作为一种“自然状态”的异性恋也是在这种性病理学的话语中逐渐确立的.
随着西方社会政治环境的变化,人们对同性恋生活方式的研究逐渐取代了对同性恋病理性成因的探讨.20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的同性恋运动深受民权运动的鼓舞,同性恋活动家借鉴“族群模型”争取和改善自身的生存权益.同性恋运动深刻地改变了世人对性的认知,它使人们重新审视由性别、种族和性取向等分类范畴建构起来的社会生活.与此同时,性、性别和性取向等不再被想当然地认为是生物性的自然法则,它们也是政治和文化的建构.这种观念的变革不仅形塑同性恋个体的身份认同,也影响同性恋共同体的赋权与解放.
一直以来,本质主义与建构主义乃同性恋研究的两大基本范式,两者之间的争论几乎伴随着整个同性恋研究的历程.即使在今天,不同研究取向的学者仍站在本质主义或建构主义的立场上进行辩护.本文主要论述同性恋研究中本质主义与建构主义的核心观点,在此基础上将两者进行比照,并探讨这两种基本的范式立场与同性恋权益之间的关联.
一、本质主义的观点
本质主义的基本观点认为,本质(essence)由自然( nature)生成.现实世界存在某种内在的真相、本质或深层结构,或者说,存在由自然统一规定的基本类型,这些类型与范畴是自然秩序之反映.性态是稳定一致的实体,性体验、意义和性主体的根本要素是个体内在的,具有稳固性与连续性,并伴随着个体终生.个体偏爱的性对象是其性认同的最显著标志,构成个体身份和社会文化差异的要素在本质上也是超越历史的.
性取向是一种不可化约的自然事实,它根源于非历史文化的要素,是先天决定而非后天的选择.本质主义通常以基因遗传、孕期荷尔蒙水平、下丘脑结构差异与脑组织等生物学特征或某种形式的内在精神解释同性恋成因.在本质主义看来,性取向是非关系性的属性,尽管其表达方式有赖于历史与文化,但它基本上独立于个体所处的社会环境,与其他人或事物无甚关联.人类有且仅有两种类型的性取向,即同性恋与异性恋.这种二元分类是分离的、非连续性的范畴,不同性态之间不能发生真正意义上的转换.总之,本质主义认为性取向是真实的、本质化的存在,它是被预先决定的,并存在于任何历史和文化时期,当代纽约的格林威治村犹如古希腊的雅典.同时,性身份也是一种根深蒂固的基本属性和与生俱来的个体特征,它根植于生物机制,不受个体所处的社会历史形塑.在本质主义提出的性分类系统中,性身份具有明晰的边界和定义,任何人必须被归类为同性恋一异性恋这种非此即彼的性身份.
本质主义的观点在19世纪的性学家那里表现得较为显著,当时不少性学家认为同性恋是非自然的或病理性的状态,他们常从心理或生理上寻找产生同性恋的原因.例如,马格努斯·赫希菲尔德曾提出Uranisn(das Urning)的概念,这是一种第三性或双性人的思想,即“男人身女人心”或“女人身男人心”.*性恋者具有“女人心”,他们遵循着本性而以男性作为性对象,也因此显得柔弱娇气,并有异装癖.在他们的天性里,女性行为显得更加自然.这种观念实质上是将跨性别行为与同性恋相等同,但它又不同于现代意义上的雌雄同体理论.值得注意的是,赫希菲尔德并不认为同性恋者是无法适应异性恋规范的结果,因为就其实质而言,他们仍然遵循着传统的性别角色.而理查德·克拉夫特·埃宾则区分了两种不同的同性恋形式及应对措施,他认为,由于道德观念薄弱而产生的性变态应施以严厉惩戒,而由于生物学因素先天决定的变态应该进行心理治疗.这其实是关于同性恋性取向是先天决定的还是后天选择的较早表述形式.
弗洛伊德强调某种独立于社会结构的固有性冲动,这种性冲动具有跨越时空与文化的稳定性.在弗洛伊德看来,无法用解剖学事实来代替心理学问题,因此,“心理性的阴阳人假设”无法成立.他将“性变态”定义为这样一些活动：第一,在解剖学的意义上,它们扩展到了身体用于的区域之外；第二,它们留连于与性对象的中间性关系,而在正常情况下会很快越过这些关系实现最终的性目标.在弗洛伊德生活的年代,除了以病理学的态度对待同性恋现象之外,已经出现了大量跨文化的人类学研究.事实上,弗洛伊德并不认为性取向是由某种单一的因素决定的,但他承认尚不清楚同性恋取向的作用机制：“一个人最终的性倾向在青春期以前是不确定的,它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我们还不了解所有这些因素；有些是天生的,有些是偶然的.无疑,这些因素之中的某一些特别显著,具有压倒性的影响.但是总的来说,人类性倾向的复杂多样反映出了其确定因素的多重性.”弗洛伊德随即指出,在同性恋者身上,“远古的体质和原始的精神机制占了明显的优势”.他还将性本能的压抑与现代文明联系起来,认为神经官能症根源于性本能,同性恋者的性能中存在一种“文明升华的特殊能力”.
在关于性身份是如何形成的问题上,本质主义通常持阶段论的立场,它的核心观点是：性身份是个体发现真实性取向后的自然结果.性身份的形成过程包括若干阶段,比较典型的诸如敏感化（发现自己是同性恋者的某些证据）、内化／接受、身份公开以及整合等,也即从最初的怀疑、自我标签和定义到最终确立同性恋关系,并形成同性恋共同体.阶段论一般呈线性演化,同性恋身份的形成是个体逐渐意识到自己潜在性取向的过程.也就是说,存在着某种真实的同性恋取向和本质,它等待着个体有朝一日去认领.一旦个体的同性恋取向得到确认,其结果便是产生稳固的性身份,并最终将这种身份整合到个体自我的组成部分,身心健康的同性恋者应该充分接受他的性身份.早期的心理学家尤为偏爱阶段论模型,因为它能协助预测、阐述并规范化“同性恋”这种污名化身份的共同经验.
大体而言,本质主义包含四种不同的形态,即生物决定论（“天生如此”）、同性恋经验的跨历史与文化的连续性、精神分析学（诸如内在双性恋或力比多的解释）以及固定或统一的性身份.概而言之,与本质主义相关的特征包括自然、稳定、范畴与边界明晰以及类别构成的恒定性等.在社会意义上,本质主义至少具有两个功能：一是作为因果力或解释力,即将某种实体的本质用于解释其行为特征；二是作为分类基础,即“本质属性”成为对实体进行分类和身份鉴别的标准.
本质主义遭致很多批评,尤其是它忽略文化历史的维度,无视性取向与性身份的复杂性,而关于性身份形成的阶段论模型过度简化了人类经验的多元性.很多学者认为,自我身份的变化并非是不成熟的标志,它是个体对不断变迁的社会环境作出的必要反应.对此,不能用“进步”或“倒退”进行评判.性身份的形成过程并不是按照某种可明确预期的阶段论或线性模型进行的,它是与内化的异性恋主义进行斗争的过程,个体可能跳跃某些步骤,甚至（暂时）退回到原先的阶段.在现实生活中,个体的生命经验远比简化模型复杂,而且在不同的个体之间,身份形成的时间与顺序存在巨大的差异.此外,本质主义还被视为异性恋社会遏制同性恋的新殖义策略,它对支配、控制采取简单化或普遍化的假定,或基于某种集体性身份形式不加批判地设想抵抗的可能性.
随着当代生物科技的迅猛发展,关于性取向的生物学解释仍然在继续,它主要关注基因、脑结构、荷尔蒙以及某些普遍性的心理特征或这些因素之间的结合.然而,对于生产与维持某种本质主义的类型结构而言,重要的是在范畴本质( catego-ry essence)与其可观察的表征之间确立因果联系,但本质主义一直无法以科学的方式建立这种联系.例如有研究认为性取向以心理认知系统为基础,人类的这种认知系统位于大脑,但目前尚不清楚它具体的发生机制.近年来,有学者指出本质主义是一种程度化问题,也就是说,在本质主义的阶序等级中,特定要素的普遍性、可变性在不同的文化、社会里存在差异,它们的本质化程度也有所不同.最具本质性的类别特征包括性别、种族、年龄、性取向和体质等,而兴趣、政治、信仰和阶级等则是本质化程度较弱的特征旧.这种本质主义将连续统思想带入分类范畴,在一定程度上淡化了原先僵硬、非连续性的并且是彼此对立排斥的分析范式.
二、建构主义的观点
建构主义探索知识的起源和意义制造的过程,尤为关注人们如何解释经验和描述他们的生活世界.1966年,彼得·伯格与托马斯·卢克曼出版的《现实的社会构建》(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Re-ality）一书被公认为是建构主义的标志性著作.法兰克福学派、福柯的研究、文学理论、女性主义、知识社会学以及科学的社会研究等都为建构主义的发展奠定了思想基础.与经验主义不同,建构主义强调理论建构而非经验传统的首要性,认为没有理论视角无法进行经验观察.在建构主义的视野下,思维被重构为修辞行为、记忆成为社会产物,而情感行动则是具有文化特殊性的关系场域之构成.建构主义认为,理解现实可以有多种方式,从阐释学的角度而言,并不存在真正的、单一的实在.人的身体是文化用来悬挂意义的框架或脚手架,个体对现实的理解是社会互动之结果.同时,个体建构现实的方式也会影响他人对现实的建构.个体通过互动将身份嵌入于社会结构,而这些社会互动又将随着时空的不同而发生改变.个体与集体身份通过复杂的政治、文化和物质等因素及其交互作用而形成,这些影响因素具有历史特殊性,并处于不断变化之中.
建构主义反对原生主义(primordiali)、自然主义和本质主义,认为不存在真实的本质,现实是社会性地建构的.文化并非静止、同质、纯粹或非政治性的.社会赋予性以意义,并使之高度组织化.性态并非人类生活的普遍特征,行动者通过受文化限制的各种性象征来建构其意义.在不同的文化以及同一文化的不同历史时期,性的意义不尽相同,特定的历史文化对应着特定的性认同.性取向是关系性的和非客观的,它依附于文化,是社会文化设置的结果,也即,性取向受社会形塑、视情境而定,是个体掌控其生活世界、意义和过程中产生的特质.简而言之,同性恋是独特的文化、语言以及制度发展之产物.建构主义反对跨历史和文化的性观念,不同文化的同性性行为具有不同的含义,并指向不同的身份.“性态”“性欲”和“同性恋”等词汇并非客观的描述,而是阐释性话语,这些现实的分类模式发挥着维护性特权和性秩序的功能.激进的建构主义甚至认为性欲本身也是社会建构的,而不是个体内在的或自然发生的.
建构主义认为,现代同性恋身份源自西方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迅猛的经济发展以及家庭等社会设置的结构性变迁.在制造同性恋的过程中,作为一门科学的性学之诞生并发挥着重要的推动作用.到了19世纪晚期,西方国家普遍出现了可辨识的现代同性恋身份,同时出现的还有同性恋与异性恋二元对立的范畴.作为现代性的后果,同性恋身份仅存在于特定的文化时空,其中最明显的是19世纪中后期的欧洲,在此之前类似的实践或选择并不会产生这样的特定身份.因此,这种新建构的知识体系不仅仅是一种分类工具,而且还指涉新的类型,并反过来影响个体的自我认知.在建构主义看来,医学定义是为了管控新出现的亚文化而作出的反应.在任何历史时期,特定的社会都不是以统一的方式定义同性恋,而是存在多元的和不断变化的分类模式.建构主义尤为反对性态的二元划分或梯级模型,因为在它看来,性身份是流动的,并随着个体与社会结构之间的互动、对生命事件的感知而发生变化.同性恋是一种主体间性的行为,个体通过类型化和比较,在社会情境中定义自我的性身份.因此,同性恋身份的形成是个体与社会环境之间持续进行双向互动的结果旧.总之,在建构主义看来,同性恋是个体的一种存在方式,它是选择性的社会角色和性偏好,并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的生活与生存意义.
建构主义并不是统一的流派,它涵盖的范围非常广泛,包括不同的学科及其分支.在广义的社会学领域,建构主义的理论取向至少包括历史主义、符号互动论、常人方法学和唯物主义女性主义(Ma-terialist femini)等,它们的核心分析概念是偶然性、意义、互动和社会结构等.建构主义受阿尔弗雷德·金赛(Alfred Kinsey)性学研究的启发颇深,金赛认为“同性恋一异性恋”不是对立的两极,而是性连续统的两端.越轨社会学的标签理论认为,个体被他人定义为越轨者,他们占据着社会赋予的各种意义,并不断自我建构和管理污名身份.约翰·盖格农(John Gagnon)和威廉·西蒙(William Simon)的性脚本理论指出,社会对性行为的影响主要作用于三个不同的层次,即个体内心、人际间以及文化.性脚本是嵌入在社会设置中的指令,它规定了发生性行为的对象、时间、地点甚至具体行为等.性脚本理论主要用于描述和解释特定亚文化和社会场域里性行为的模式变化,但很少被用于研究身份.生命历程理论也支持建构主义的观点,表明个体的性行为会因生命经历和社会期待而发生改变.在福柯的影响下,建构主义认为知识与权力暖昧地纠缠在一起,社会范畴／类别或社会身份可以成为非正当性权力的工具和压迫性束缚的根源之一.
无疑,建构主义为理解性态、性关系以及性主体提供了新的认知框架,也改变了人们对性身份、性政治以及性史的科学理解.概而言之,在话语、认识论和本体论三个层面上,建构主义认为,在某个特定的历史时期（19世纪）之前,并不存在homo-sexual/homosexuality这样的词汇,人们没有关于同性恋或同*欲的知识,因此,也根本不存在“同性恋”这种独特的社会类别.同性恋是特定历史进程和社会条件的产物,它并非某种本质,也无法脱离具体的历史和社会背景来谈论某种性身份.也就是说,在19世纪晚期之前,人们无法真正谈论同性恋身份以及它们与社会类别化之间的复杂关系.不仅是同性恋、异性恋与性态等,亦是历史的发明.建构主义表明,很多不证自明的人类特征事实上是社会力量导致的,它进而解构了具有文化特殊性的传统分类图式,并在不同时空或异文化中寻找替代性的分类体系.建构主义揭示出各类“真相”和“信仰”是脆弱的社会建构,排他性的异性恋并不是普遍性的规范,正因如此,它不断需要人为地进行维护. 建构主义也面临诸多批评,尤其是忽视社会不平等、相对主义以及否认社会实在等.大体而言,建构主义的立场有极端和温和之分.极端的建构主义强调历史、文化和社会条件等宏观因素的建构作用,而没有给个体能动性留下很大的空间.温和的建构主义强调个体及其互动的建构能力,认为个体在身份建构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由于成为同性恋是不断学习的过程,这赋予个体在性身份形成进程中发挥更多的能动性,个体能够积极地制造意义、建构身份并进行表达.但是,个体的身份选择及其表达形式受社会制约和文化形塑.温和的建构主义并不反对性取向的生物学阐释,认为个体的感知、内化和同化等经验与生物学因素相互作用、密不可分,但它不将其视为决定性的因素,也就是说,性取向主要不是一种生物学现象.
三、争论的幻象
本质主义认为存在天生的、固有的和不可改变的性态,性取向是人类无法选择的客观属性,它不受历史文化的制约.建构主义认为性身份是在社会中创造、获得并得以维持的,自我身份是个体对现实进行认知阐释的结果,它是持续进行的过程.建构主义质疑本质化的文化概念,它对既有的规范性社会类别和阶序等级提出挑战,认为从根本上而言,这些设置是任意的、不公平的和不稳固的,性态是社会范畴而非自然范畴.相应地,“异性恋”也是一种人为建构的范畴,而不是自然状态,它服务于父权制意识形态下的核心家庭.作为西方工业社会之发明的同性恋一异性恋并不具有文化普遍性,在不同的性政治中,这些性身份类别具有不同的地方性表述和含义.
简而言之,本质主义强调性取向及其能动性根源于自然,建构主义则认为它根源于社会文化.本质主义经常与保守性的观念相联,诸如发现／揭示、恢复、经验主义、有机体论以及物化、固化等；建构主义则经常与抵抗、差异、革命、解构、进步等相联.本质主义与建构主义相互纠缠、依附在一起,建构主义需要本质主义方能确立其自身的相对位置；反之亦然.本质主义在方法论上是封闭性的,而建构主义则是开放性的.本质主义也称“唯实论”,它关注的是实体、本质；建构主义也称“唯名论”,它关注的是范畴、命名和社会形式等.这两者之间的关系也是自然事实与社会事实、遗传决定论与环境决定论之间的关系.但是,环境决定论并不完全等同于建构主义,因为它无法证伪本质主义.关于本质主义与建构主义在个体性一集体性层面的不同表述可以参见表1.
性取向不是某种纯粹单一的现象,它无法仅用某种因素就可以完全解释得清楚.到目前为止,没有充分的证据表明本质主义是错误的,但是行为遗传学的研究也没有支持同性恋取向是先天决定的、是不可改变之属性等观点.而且很多生物学证据缺乏科学性,无法被重复验证,它们与性取向之间仅存在某种关联性,未能展示某种明确的因果作用机制.因此,建构主义对本质主义继续持批判态度.但是,我们也没有足够的证据能够表明建构主义比本质主义更具优势.关于性取向的形成与作用机制仍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早期的性学家也没有在先天与后天的因素之间作截然二分,例如,弗洛伊德关于童年期的俄狄浦斯情结导致同性恋取向的学说其实很难被完全归类为本质主义,但他的思想也不是纯粹的后天说.弗洛伊德认为：“在孩提时代、原始社会和早期的历史阶段当中那种不分性别的对象选择——对男性对象和女性对象自由选择——正是本来的基础.在这个基础上,由于对这种或那种倾向的限制,才形成了正常的和倒错的类型.所以,从精神分析学的观点看,为什么男人只应该对女人有兴趣,这也是一个需要研究的问题,而不是一个归根结底基于化学性质的不证自明的事实.”在这里,弗洛伊德质疑了异性恋的合法性,认为性本能和性目标是被我们人为地联系在一起的,这一点经常容易被忽略,因为在正常人身上,性本能和性对象是统一的,对象似乎构成了本能的一部分.同时,他又认为,*性恋者“最基本的特征似乎是自恋对象选择在发挥作用……性本能本身很可能是独立于其对象的,它的起源也不可能是由于其对象的吸引力”.性本能还受厌恶感、羞耻心和道德感等外部因素压制,而这些都是由历史的积淀形成的.在弗洛伊德看来,恶心、厌恶感等是一种限制性目标的力量,正是因为厌恶才把这种性目标视为性变态的现象.
在长期相持不下的情况下,不少学者对本质主义一建构主义之争采取搁置争议或折衷的态度.很多建构主义者并不否定生物学因素对性身份的形塑作用,认为它无疑影响性的表达形式.而有些本质主义者也承认环境因素影响生物学潜质,即使个体的智商水平也受后天环境的影响.没有一种人类特质是严格意义上遗传或环境影响的结果,遗传与环境因素共同决定着个体的存在特质.尽管如此,本质主义与建构主义在性取向的核心或决定性因素方面仍持不同的立场.建构主义者虽然认为性身份同时受社会环境和生物特质（即自然与文化）的影响,但他们更多地强调社会因素而不是生物学归因.也有学者指出,与建构主义相对的并不是本质主义.例如,C．林恩·卡尔(C．Lynn Carr)认为建构主义采取的是无政府主义与本质主义之间的中间立场,建构主义持“多性观”( polysexuality),它既不同于本质主义的“单性观”(monosexuality),也不同于无政府主义的“乱性观”(omnisensuality)Iq；
随着金赛量表在社会研究领域的广泛运用,它逐渐发展成更为复杂的模型.例如,弗里茨·克莱因( Fritz Klein)提出“克莱因性取向格网式测量”(Klein Sexual Orientation Grid, KSOG)．其测量维度整合了性吸引力、性行为、性幻想、情感偏好、社会偏好、自我认同、异性恋／同性恋生活方式等多重因素.在克莱因看来,性取向不是某个固定的位置,而是动态的生命历程.也有学者对性取向本身进行了反思：“性取向主要并不是一种生物学现象；确切地说,它是一种简略的表达方式,有时甚至是一种欺骗性的方式,它用来指向极其复杂、易变的现象.这种现象涉及自我的经历、我们与世界之间的关系,尤其是我们的人际间关系.”因此,不少学者尝试以更加综合的方式理解性取向,认为它是个体的性吸引、想法、感觉、幻想和行为的集合以及个体对这些要素的阐释.最近有学者提出“性景观”( sexual landscape)的概念,它涉及个体生命历程、人际间、社会、文化、政治和历史的背景,涵括多重的意识形态、话语、社会设置以及结构关系等,而性吸引的生物潜质则是构成性景观的重要基础.由于个体之间互为“景观”,并随着不同时点的景观位置发生改变,个体的性感知与性体验也颇为不同,同时社会运动和历史事件也持续不断地形塑着性景观,由此,“性景观”引入了一种动态的和更具开放性的观念来探讨性取向和性身份.
大体而言,目前学术界关于性取向的研究认为,个体的生物学特质、人际互动、生命历程、社会结构以及政治文化等因素共同形塑着性取向、性身份的形成和发展.这种立场包含了生物和环境的因素,可以被视为是本质主义与建构主义的某种调和.
四、范式立场与同性恋权益之争
本质主义者和建构主义者对同性恋及其权益保障有着不同的态度,但这并不意味着本质主义者一定强烈反对同性恋者,而建构主义者则全力捍卫同性恋者.自19世纪中后期以来,很多性学家、心理学家视同性恋为需要矫治的生理或心理疾病.与这种观念相对应,有些支持同性恋的人士认为,既然同性性吸引是天生的、无意识的和不可改变的天性,那么同性恋者应该得到宽宥与同情,而不是施以道德谴责、心理治疗或身体.例如,赫希菲尔德为了保护同性恋者获得合法权益,曾力倡“天生同性恋者”的观点.在维护同性恋权益方面,这种策略性的本质主义观念一直是有力的辩护手段.因此．20世纪中后期当建构主义日益兴盛之时,本质主义者批评建构主义毁坏了同性恋者作为合法的少数族群的有力证据,使多年来争取同性恋权益的集体努力付诸东流.
通常而言,对同性恋持较为积极态度的异性恋者倾向于认为同性恋是不可改变的,认为这种现象并非是孤立的,而是存在于所有不同的文化和时代.换句话说,认为性取向是个人选择的异性恋者对同性恋的态度可能更为负面.但是,这方面的研究结论并不一致,性偏见与本质主义抑或建构主义的立场之间并没有必然的联系.一项针对美国社会学家的调查显示,大多数人认同性取向的本质主义立场,认为生物学倾向与童年期经历共同导致同性恋.本质主义强调同性恋是人类之本质属性,然而,这种建立在生物学基础上的同性恋权益并不是一劳永逸的有效政治策略,它不但未能彻底避免同性恋者的污名化,而且关于性取向的生物学机制的研究经常以治疗与预防为导向.在这种情况下,一旦真的发现性取向的某种作用机制,那么对同性恋社群而言很可能是一场空前的灾难.例如,基因工程可能被用于改造个体的性取向.因此,本质主义在捍卫同性恋权益的问题上只是一种有限的策略.
由于建构主义过于关注同性恋取向的社会管控,尤其是个体如何自我认同并标签为同性恋者,因此,当涉及道德问题时,尤其是群体权利与个体自主性时,建构主义存在明显的缺陷,它无法捍卫特定的文化权利.
由此观之,无论是本质主义还是建构主义,它们既可能肯定同性恋,也可能反对同性恋.反同性恋的保守主义者既利用本质主义也利用建构主义,使他们的歧视性政策合法化；而同性恋的支持者也利用本质主义或建构主义进行反驳.本质主义与建构主义的理论话语提供了不同的合法化或罪化的可能性,并成为政治策略的重要构成.大致而言,本质主义者与建构主义者在同性恋权益问题上有四种不同的立场.
第一,支持同性恋的本质主义.由于同性恋取向是固定不变、定义清晰的,因此应保护同性恋者免遭歧视.这是一种“感知合理性”的免罪策略,即同性恋者本人无法抵制和拒绝自己的性取向,他们不应该为先天性的生物学属性而遭受任何形式的不公正待遇,包括法律制裁或道德谴责,不应该将同性性行为和性关系罪化.这种本质主义也是一种实践策略,宣称惩罚同性恋没有任何益处,它根本无法阻止或带来改变.
第二,支持同性恋的建构主义.无论在个体的生命历程里还是不同的历史时期,一切性取向形式都是可以改变的.因此,关于性取向的社会政策不应该阻碍这种变化.
第三,反对同性恋的本质主义.同性恋取向是定型的、不可改变的,无论就其本身还是表现形式看,同性性行为都是病态,违背社会规范和道德.社会应制定反对同性恋的政策,以表达规范性的价值观和立场,从而及时制止同性恋取向的肆意表达,或对同性恋这种疾病进行诊治.
第四,反对同性恋的建构主义.一方面,由于异性恋取向具有可变性和易塑性,因此,必须通过反对与批评同性恋,使之成为众矢之的,让大多数人意识到同性恋是道德败坏的,从而支持和巩固异性恋规范.另一方面,由于同性恋取向亦是可改变的,成为同性恋是一种（错误的）选择,是缺乏自我控制和纵欲的表现,因此,必须反对和歧视同性恋,并促使他们转变成异性恋.宗教和保守人士通常持这种立场,他们谴责同性恋,认为它是一种腐朽、堕落的生活方式.
五、总结与讨论
20世纪70年代以来,同性恋身份与主体性成为西方学术界的重要论述对象,同性恋研究也成为生物管控与文化抵抗的重要场域.性取向的生物学模型强调自然特征的首要性,但忽略产生性取向的社会与文化背景.建构主义模型认为历史与文化形塑个体的、亲密关系和主体性,从而试图解构同性恋一异性恋的“自然”分类法.在建构主义看来,个体并非毫无自我意识的有机物和完全受文化操控的玩偶.话语、意义、实践和权力关系等深嵌于社会设置之中,性取向的定义会随着历史文化的不同而发生改变.
事实上,本质主义和建构主义是人们理解性取向的途径之一.人类的性经验极为丰富多彩,它无法进行本质主义抑或建构主义这样的截然二分.因此,对任何以非此即彼的方式对待性取向的态度都应该保持审慎的态度.即使在19世纪中期,有些性学家对性态的认知并不是简单地区分为同性恋与异性恋或变态与正常,他们在性取向问题上没有进行先天与后天的对立划分.精神分析学最反对把同性恋者与其他社群分离而视之为特殊的群体.这些早期的性知识创造者们提出了颇为复杂的性分类图式,在他们那里,性态是未分化的,因而更具多元性并充满矛盾.但是,在此后西方科学知识的演进过程中,逐渐确立了二元对立的性话语体系.这种排斥性的分类既限制了其他现实可能性,也削弱了人类的自我认知能力.同性恋一异性恋以及其他形式的二元划分在自然界并不存在,它们是人类为了赋予其自身的行为与以意义而产生的话语体系.同性恋观念建立在性别以及性别角色二元划分之基础上,缺乏了这个二元论,“同性恋一异性恋”这对范畴也将不复存在.而异性恋主义也与性别主义密切相关,在父权制的体系下,性别、性取向不仅是二元对立的,而且是阶序等级化的.
人们对现实的理解受制于话语体系,诸如性取向、性身份和性别等范畴是人类认识和理解世界（包括自然与社会）的概念工具.与纷繁复杂、时刻处于不停流变之中的经验事实相比．这些认知工具显得粗陋不堪.因而,在不断通往理解世界、提升自我的人类认知之旅中,概念仅是一些临时搭建的、权宜性的“脚手架”.操弄概念本身并非人类认知之目的,它们更无法取代经验事实本身.随着认知的演进与深化,这些概念应适当地被扬弃或进一步精细化,否则,它们很可能成为人类自我设置的认知禁锢与实践之羁绊.这是通过同性恋研究得出的对人类认知和社会科学研究具有一定普遍意义的反思.
自20世纪中后期以来,性类别具有流动性、易变性的观念逐渐流行,有些学者,诸如丹尼斯·奥特曼等,认为真正的同性恋解放应该是每一位社会成员都欣然接受自己多形态的性征,“每一个人既是同性恋者,也是异性恋者”,从而彻底消解两者之间的固有界限.近些年来,尤其是随着酷儿理论的发展,人们日益认识到传统性话语的局限性.在后现代的性态景观中,人们的性体验更具多元性和不确定性,以至于认为作为19世纪末之发明的“现代同性恋”以及相关的flesbian/bisexual等稳定范畴正在逐渐消失.在这种情况下,同性恋共同体应“去少数族群化”(Deminoritizing),尤其是摆脱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类别化产生的狭隘限制,从而为创造新的认知与实践开辟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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